我国现行刑法修正案八施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为人民法院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要法律体系,推进我国社会法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成文法典固有的滞后性局限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此,笔者根据刑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原则,结合多年基层刑事审判经验,对现行刑法的修改提出若干建议,以便为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提供参考。

　　一、　飞车抢夺的入罪标准问题探讨

　　近年来，笔者所在单位受理的抢夺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而以飞车抢夺的方式夺取他人财物的案件比例在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为顺应刑事打击需要，司法部门应当对现行飞车抢夺刑事案件入罪标准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抢夺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数据显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抢夺案件中，相当一部分的行为人通过飞车抢夺的方式对被害人强拉硬拽、强夺豪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抢夺过程中导致被害人跌倒甚至受伤，类似飞车抢夺的行为对被害人心理或生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其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的恶劣程度丝毫不亚于扒窃、入户盗窃等行为。在入罪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即飞车抢夺需要夺取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五百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飞车抢夺只是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自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户盗窃纳入盗窃的范围，且对扒窃、入户盗窃入罪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入罪起点，而对于抢夺罪，当然包括飞车抢夺与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后果、犯罪手段恶劣性角度相比，笔者认为前者有之过而无不及，导致飞车抢夺的入刑标准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参照将扒窃入罪的做法，将飞车抢夺作为抢夺罪的一种情形纳入抢夺的定罪标准，以逐渐满足日益增多的飞车抢夺现象的打击需求，不断加大侵财案件打击力度，充分保障公私财产不受不法侵害。

　　二、　容留卖淫罪的量刑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多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而根据其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多人”应该是这样理解：‘多人’和‘多次’的‘多’，是指‘三人’以上的数（含本数）”。

　　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现行刑法对于该条罪状制定了相对比较宽泛的量刑幅度，为司法实践中不同情节的具体量刑带来了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人数或次数，成为量刑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审判人员按此标准比照量刑，量刑时弹性过大，标准难以统一。

　　（二）犯罪方式的不一致，导致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后果差别明显，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案件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是在泛化地带以开美容院、发廊等营业形式，容留他人卖淫，有的是在农村偏僻区域利用住房或租房容留他人卖淫，有的一次收费数十、上百元，有的一次收费二、三元，从这些角度来说，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后果是有明显区别的。但由于“犯罪情节严重”包括“三人或三次以上”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硬性规定存在，审判人员很难将将类似情节纳入量刑范畴，将刑罚量化，最终导致裁判统一性无法实现。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法治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参照其他罪状从刑法条文入手，将该条罪状量刑分成逐渐递增的三个量刑档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修正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次，笔者认为，对“情节严重”中的应做如下解释，多人或多次应当是“五人”或“五次”以上，以使罪与非罪的界限较为清晰，量刑较为合理和科学，并将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会影响，是否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等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最后，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要认真领会刑罚谦抑性，严格贯彻罪刑均衡原则，使得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得到全面贯彻，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后果，明确“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属于治安处罚范畴的行为，防止刑罚滥用。

　　（作者单位：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
论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的责任划分
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 陈 敏

　
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工程的竣工验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工程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国家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国家规定了严格的工程竣工验收程序。《建筑法》第61条、《合同法》第279条均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方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由此可见，建设工程竣工后进行验收是承、发包双方的强制义务。如果工程未经验收就投入使用，不仅难于确认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且由此而产生的安全隐患及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难以估计。
实践中，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就提前使用的情况时有发生，承、发包双方对此类工程质量问题应由谁承担一直争论不休，本文拟就工程建造双方主体对提前使用未验收工程的质量责任划分问题作一讨论，包括题述问题的相关立法沿革、业界不同观点及法律建议等。

一、提前使用未经验收工程责任承担的立法沿革。

1983年8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原《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13条第2款第3项规定，“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或擅自动用，由此而发生的质量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承担责任”。该条例现已废止，但在该条例废止前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意见是，无论工程出现怎样的质量问题或其他问题均与承包方无关，一概由发包方承担责任。

1998年8月20日的《合同法（草案）》仍沿用了上述立法观点，该草案第278条规定，“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发包人不得使用。发包人擅自使用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发现质量问题的，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因实践中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将只要未经验收即使用的建设工程的质量责任一律归由发包方承担，对发包方过于严苛，因此1998年12月21日《合同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中删除了发包方使用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的，由发包方承担的内容。

1999年3月15日，新颁布的《合同法》第279条第2款规定，“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该条款仅规定了建设工程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却未对工程未经验收就交付使用或发包方擅自使用的后果作出具体的规定。且因原《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的废止，关于未验收工程的质量责任由谁承担，观点不一。

二、关于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责任划分的不同观点。

（一）观点一：发包方未经工程验收，提前使用建设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该观点认为，工程验收是发包方和承包方风险承担的分界线。在验收前，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应由承包该项工程的单位负责；验收后，对不属于保修范围的工程质量问题或者保修期届满后的工程质量问题，由发包方自行负责。建设工程竣工后进行验收，是法律规定承、发包方应尽的强制性义务，这一规定既是对发包方权利的限制，也是为了维护发包方最终的利益。

另，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8条，建设部《关于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行为的通知》等多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对发包方提前使用未经验收建设工程的行为处以非常严厉的行政处罚，可见，发包方对其提前使用未验收工程这一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主观存在过错，应当为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发包方不遵守有关验收的规定，未经验收擅自使用建设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很难分清是发包方的行为所致还是承包方的行为引起的，而发包方负有未经验收提前使用的过错，故应不考虑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一律由发包方对工程质量负责，以此加重发包方的责任，强化当事人的验收意识。

（二）观点二：发包人未经验收擅自使用的，确应承担相应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将承包人对建筑工程质量的责任完全免除。

该观点认为，正式通过的《合同法》第279条只是规定了禁止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这一规定与原《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在对待提前使用未验收工程质量问题承担的处理上是截然不同的，发包方或承包方由此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

发包方未经验收擅自使用建设工程，确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将承包方对建筑工程质量的责任完全免除。因实践中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情况非常复杂，工程竣工后验收无法进行，既有发包方的原因也有承包方的原因。例如发包方因无钱支付工程款故意拖延不予组织验收，或是承包方以必须付清全部工程款，否则不参加验收为由要挟发包方致使工程验收无法进行。因此，如果将只要未经验收即使用的建设工程的质量责任一律由发包方承担，对发包方过于严格和苛刻，也有违公平原则。

因此，发包方提前使用未经验收工程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不能因此将该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全部归由发包方承担，应根据过错原则确定双方责任，过错相当的，责任相抵。工程由此而发生质量或其他问题的，按合同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三、分析前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提前使用未经验收的建设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既可能是发包方的责任，也可能是承包方的责任，对于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出现的质量问题，承包方不能当然免责。

换言之，工程质量问题不能单纯地以工程是否验收合格作为责任划分的界限，如果属工程主体质量问题，应由承包方承担责任；其他质量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划分双方责任。

1、主体工程的质量问题，由承包方在合理的使用期限内承担责任。

主体工程不合格，其原因只可能是因承包方施工不当造成。如果仅因发包方提前使用未验收的工程，而不考虑该工程主体的质量问题完全系因施工不当造成的，将责任全部归由发包方承担，显然有失公平。

这里说的“合理的使用期限”一般应与工程主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相符。如某大厦主体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70年，承包方就应当根据建筑设计标准施工建设，其对大厦主体工程应承担的质量保证期限也为70年。如果因为承包方原因，如偷工减料、施工水平低下或施工不严格以至于工程主体在设计使用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那么无论该工程是否已经竣工验收，承包方对工程主体出现的质量问题都应当承担责任。

2、非主体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如果是因为承包方施工过错造成的，则由承包方承担责任；如果是因为发包方使用不当造成的，则由发包方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从《合同法》起草的过程及立法者的本意看，对于未验收工程提前使用而产生的质量问题，应当区别情况处理。如该质量问题系由承包方施工造成，则应由承包方承担责任；如系发包方使用不当造成，则由使用人自己承担责任。
实践中，对于工程质量问题是否因使用不当造成的较难鉴别，因此如对造成该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无法判断，发包方有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在使用过程中无过错、使用方法并无不当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发包方将可能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