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账"贪污案的查证

石志宝


随着检察机关打击贪污受贿经济犯罪力度的加大，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也比以往有所增强。其作案手段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传统的虚报冒领、监守自盗发展到采取收入不入账方式侵吞公款或在侵吞公款后故意隐匿销毁财务账目，造成无账可查的局面，使侦查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甚至陷入困境。为此笔者就"无账"贪污案的特点，谈几点查证方法，以抛砖引玉。
一、以银行为依托，顺藤摸瓜，恢复账目，迫其就范。
直接证据少，取证环节多，证据与证据之间关联性强是一般贪污案的共同特点，而"无账"贪污案，由于案件本身的缺陷，除具有一般贪污案所具有的特点外，还具有直接证据隐蔽性强，间接证据零散，因果关系不明显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找准突破口，变无账为有账。俗话说 ，雁过留声，人过留迹。"无账"贪污案虽无明账，但不等于无法建账，只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必然会留下犯罪痕迹，只要我们设法把账建起来，就可发现异常之处，疑点就会暴露。同时通过恢复账目，进行查证，就能避免取证工作走弯路，便于查清全部犯罪事实。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只能销毁自己手中控制的账目，却不能销毁存在金融机构等其它部门的账目。因此，应采取以银行为依托，顺藤摸瓜的侦查方法。第一查相关单位开户行，从银行提取相关单位银行对账单和银行保存的该账户相关业务凭证，对有疑点的收支业务逐笔复制。第二根据银行提供的业务凭证，顺藤摸瓜，反查相关单位经济业务活动，并复制该单位相关业务凭证。第三以取得的相关凭证为依据，编制相应会计分录，建立关联账目，综合分析，从中发现破绽。
某单位财务科科长李某某贪污一案，举报材料反映该人与在其单位施工的包工头关系异常，有受贿嫌疑，并与他人合伙投资数十万元开办制衣公司，个人收支严重失衡。在侦办过程中，经分析认为，李某某虽系该单位财务科长，掌握财务大权，包工头主动与其搞好关系符合常理，因而有受贿的嫌疑。但李某某不具有决定发包工程业务的大权，且该单位发包的基建工程总价不过一、二百万元，即便向其行贿数额也不可能太大，李某某与他人合伙开办制衣公司投资款源绝不只是受贿所得，必有其它来源。
据此分析后确定的侦查方向，从其投资制衣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入手，经查发现该公司早已倒闭，再深入调查得知：该公司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下落不明，无账可查。最后，围绕该公司注册验资报告上提供的开户银行，寻其注册资金的源头，先后查询了商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终于从农业银行查到了支付注册资金的具体单位，发现近期内有一笔收入与支付给制衣公司的注册资金相等。并查银行收入传票，确认该笔资金系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从其掌握的单位银行账户内采取一票二开（支票存根联收款人与支票正本联收款人不一致）的手法盗支的。当将该公司的注册资金账恢复其本来面目并呈现在李某某面前时，迫使其交待了贪污五十二万元的犯罪事实。
二、查明个人各项资产，获取"赃证"，以赃验证，制服嫌疑人。
虽然"无账"贪污案中，犯罪嫌疑人常常自恃无账可查，心理防线不易突破。而一旦检察机关及时取得其家庭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符的证据以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非法收入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有了赃款就可以找证，逆向求证，达到赃账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的目的。因此其查证的方法是：
一、查询银行个人存款情况，复制其相关存单（折）全面掌握其存款储蓄资料；二、查询个人是否进行股票投资，复制其交易历史记录，掌握其资金总量和投资盈亏；三、资金外借情况，是否有闲置资金供他人使用；四、迅速搜查，查明家庭中现钞情况；五、查人际交往，日常消费，有无反常之处。根据外部查到的钱款情况，再同该单位资金收支进行比对，找出其中内在联系。如某单位魏某某采取将单位多项收入部分入账，隐瞒其它协作收入的方法侵吞公款的犯罪事实，就是通过上述方法掌握了魏某某家庭财产状况，并将其各项收入制作一张收入明细账，又从相关协作单位调取了有关书证，来证实了魏某某贪污公款十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三、理清进款源头，排除合理滴漏，建立仿真收支账。
贪污类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有经管财物的职务便利。利用单位收入渠道多，知情人较少，采取隐瞒收入不缴或先进"小金库"，一旦时机成熟，从中予以侵吞，事后再销毁"小金库"账的手法，形成无账可查的局面。如在查办铁路奔牛站站长刘某和副站长徐某某共同贪污案过程中，首先遭遇到就是犯罪嫌疑人将本应上缴的各项杂费收入，先进入自己掌管的"小金库"账内，然后伙同相关人员予以侵吞，事后销毁"小金库"账目，并订立攻守同盟对抗侦查。
对此情形应当采取针对性查证方法：首先，理清"小金库"进款的源头，通过对有业务往来单位进行梳理，掌握对方支付费用情况，复制了其支付凭证，回来以后建立收入明细账，从而掌握资金总量；其次，排除合理滴漏。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一一查证，通过查证收款单位的收入凭证来印证其辩解的支出，并调取其复印件，作为支出凭证。对于无法取得支出凭证的支出，通过相关证人相互印证，填写模拟支出凭证确认支出；最后，利用收集的收入、支出凭证，建立仿真收支明细账。面对无懈可击的明细账，犯罪嫌疑人表示认罪服判。

对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魏晓军


　　刑事和解，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正确运用刑事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刑事和解也面临着众多疑惑，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思考
　　一、审查起诉阶段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目前的刑事和解，主要是围绕民事赔偿展开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解、协商和交易过程，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民事和解加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把民事和解当作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撤案或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有如下特点：    
　　1、适用和解案件比例较少。在刑事和解案件中，最花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做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沟通协调工作，很多案件往往是检察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精力，但往往得不到双方的信任，并有可能引起一方或双方的误解，认为是在包庇袒护另一方，导致和解失败，仍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吃力不讨好，由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不愿意做刑事和解工作，而是选择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     
　　2、处理和解案件的时间较长。由于被害人与加害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及过程，有时对已商定好的赔偿数额会反悔，反反复复，使得办案时间普遍较长。       
　　3、和解案件在处理方式上不平衡。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刑事和解尚处于探索过程中，各地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不同，表现在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上。在经济赔偿和解中，有的检察机关不参与和解，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有的则主持和解，有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在刑事责任处置上，有的在双方达成和解后作出相对不起诉，有的建议公安撤案，有的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二、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面临的实践难题      
　　1、检察机关的思想认识不统一。刑事和解与否成为同类案件同类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处理上不同的关键，有的检察人员认为与罪刑法定原则有冲突，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是否要依法追究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该以其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责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成和解为依据，“和解”并不是可以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定充要条件。而公诉案件是国家追究犯罪的行为，是不是犯罪、怎么追究、是否追究，不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也不以被害人的原谅为前提。二是容易伤及法律的权威，因为和解以后，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处理，这有违刑事法同等对待的原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印象，最终会影响长久的和谐，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2、检察官角色难定位。检察官们普遍对于如何摆正自己在刑事和解中的角色感到困惑。一方面，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精神的指引下，检察官有积极推动刑事和解工作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检察官所担负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责又与其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息讼做法相矛盾。鉴于检察官主持和解与其作为追诉者的身份不符，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抵触或者猜疑心理，而且检察官主持和解可能使双方的协商受到来自检察官方面的压力，不利于确保和解协议的达成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愿，比如加害人可能担心不接受被害人的漫天要价会受到检察官的不利对待；被害人则可能担心拒绝与加害人协商，会使检察官做出对其不利的处理。承办人普遍对于主持和解持慎重态度。   
　　3、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与审查起诉期限及办案人员紧张相矛盾。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一般只有一个月，而刑事和解程序一般要经过告知、和谈、签署协议、履行协议、审批、经科室及检委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宣布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从而使办案周期拉长，所花费的精力增多，这些都是检察人员不愿意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刑事和解的适用率。  
　　4、和解确定的解决方式单一。从司法实践看，经济赔偿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解决方式。经济赔偿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被害人的物质、精神损失，但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并不全能由经济赔偿代替，经济赔偿是否到位从实质上决定着刑事和解能否达成，从而在社会上容易造成刑事和解就是“赔钱免刑”或“拿钱买刑”的印象。这种单一的“以偿代刑”方式，易使一部分有钱人凭借刑事和解逃避刑事责任，使无赔偿能力的人无法选择刑事和解程序，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5、缺乏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现行和解机制中没有社区代表的参与，检察机关注重的是加害人是否履行了和解协议，即是否赔付被害人经济损失，而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加害人的矫正和回归则往往不是检察机关一家所能办到的。这无疑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另一价值追求——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
　　三、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的探索     
　　1、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刑事和解案件，作为调停人。我国的《宪法》第１１１条第二款规定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检察机关充当调停人不但案多人少、期限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可能会引起双方当事人的误解，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正是最佳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停人有利于公平公正和高效快捷地处理案件。
　　 2、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在刑事和解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条件限制，有些刑事和解的案件并不能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社会关系需要慢慢恢复，有的违法行为需要慢慢矫治，有的可能需要社会帮助，在整个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中，检察机关不是惟一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刑事和解必须增强社区的参与力。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故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必须关注犯罪者的矫治和回归工作，社区、学校、单位、家庭等各方要积极参与，必须注重恢复环境的建设，不能出现一“放”了之的倾向。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在进行尝试，在不同社区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可作为代表社区利益参与刑事和解的代表人，并由其监督犯罪人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中的约定，进行社区公益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美化公共环境、开展公益事业及服务社会福利机构等，或在犯罪人违反刑事和解，逃避责任的情况下，代表社区向检察院提起申请，要求裁决撤销原刑事和解协议，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      
　　3、和解内容多样化。经济赔偿应该成为通常的方式但不是必须的方式，赔偿数额参照轻伤自诉案件，明确赔偿范围，确定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赔偿额度范围。除赔偿损失外，增加其他处置手段。笔者认为，应该从立法上增加非监禁化处置措施，如训诫、具结悔过、社会帮教、劳动赔偿、社区公益劳动等，以供刑事和解适用。对于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可以适用劳动赔偿令，选择直接为被害人劳动或是参加一些有偿劳动获得的报酬全部支付给被害人的方式进行和解，这样保证给每个情节轻微的加害人同样的和解机会，保证公平公正，以防止社会上认为的刑事和解是“赔钱买刑”的错误观念的形成。    
　　4、采用听证会的形式，保证和解程序的公开透明，防止权力的滥用。由案件主办人员主持，加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受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亲属，加害人生活社区或就读学校人员、工作单位人员参与，公开听取加害人、被害人、代理人及相关部门等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案件的群众进行旁听和监督，然后进行协商。符合条件的，制作刑事和解协议书，在主办人员的监督下，双方签字生效，以增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