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原则之再研究

黄　忠

　　 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虽已经被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6条）予以确认，而且许多学者对此也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仍不乏有异议者。比如孟勤国先生曾撰文指出应把诚信原则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或补充进行研究，并认为不应借诚信原则之名，谋法官造法之实。[1]李锡鹤先生也对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提出疑问。[2]概述之，对诚信原则的地位存有疑问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１，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或称为合同自由或意思自由）究竞何者更为根本？２，已被法律化的诚信原则是否仍具有道德性，如果有，那将这种具有道德性的原则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的增加当事人的义务？３，诚信原则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所以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在司法中加以适用？
　　诚然，上述三个问题确实涉及到了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地位的基础问题，如果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认可的回答那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就自然得以确立了。本文就是以这三个问题为出发点，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并结合两大法系中的相关规定，尝试对上面三个问题作以回答。
　　一、诚信原则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之比较研究
　　意思自由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早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中就已经有现代意义的意思自由思想了。意思自由原则曾一度被西方法学家作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而大加赞赏。比如，德国学者海因·科茨曾说：“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3]不过，也有学者反对说：“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将合同自由置于法律制度的中心仍然是正确的吗？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谈判权利不平等，合同地位被扰乱，较弱的一方当事人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合同自由是否不应受到强制规则的限制？取代合同自由或代之以‘契约公正’原则是否不合时宜？[4]
那么，究竞意思自由原则与和诚信原则两者中何者更为根本？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先对意思自由原则得以成就的前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意思要得以自由须使以下前提得到满足：一是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应当平等，而且这种平等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平等；二是当事人对与交易有关的信息都非常了解，能够对自己和对方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两个前提下，当事人才能有诸如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然而，在现实的交易中这两个前提却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加以分析。
（一）垄断的客观存在使得当事人地位不可能平等
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假设，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垄断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供水，供电的交易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且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将日益突出。尤其是当一名普通消费者在与一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进行交易时，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就格外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名存实亡的自由，其作用只能是掩盖自由表面下的重大不公，所谓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也就成了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不平等条件的一个借口。
于此，平等不存，自由安在？
（二）信息不对称使得在交易中当事人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Y　OF　INFORMATION）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由美国学者阿克洛在其论文《柠檬市场》（１９７０）中最先提出。其基本意思是说，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成本太高等原因造成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零售商与顾客间对于商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雇员与雇主间对雇员工作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在这里，理论上把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Agent），如零售商，雇员；而将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cipal），如顾客，公司。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代理人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使委托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倘若这种合约达成了，那就会造成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损的局面，从而也就不能达到经济学所追求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应当承认：信息不对称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卖主才清楚其所售产品的质量，而买主对此是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所以买主就不能或很难对交易的基本情况作出判断，进而所谓的意思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而，在一个信息不完全对称的交易环境中，讲意思自由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在实际交易中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只有引入诚信机制，以此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居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代理人在缔结合同时承担告知，通知等义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意思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诚信即无自由。故两者之间，诚信应居于基础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不引入诚信机制，不仅会使委托人受损，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以一个旧车交易市场为例，先假设市场中有A　B　C（依次为上、中、下三等）三种不同质量的旧车，对应的价格分别为a b c（依次为高、中、低三档）。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前提是信息对称和完全竞争）价格与质量成正比。然而，在现实交易中，只有卖主知道自己卖的旧车的质量，而买主却不可能完全清楚，当然交易双方都是明白此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就会出现下面不正常的结果：
如果由买方先报价，因为买方知道信息不对称，所以他不会报最高价ａ，如报ｂ，此时卖方要么接受，要么退出交易。如果双方达成交易，则卖方提供的旧车只能是B或C而不会是A，因为只有出售B或C才有利润。在这个交易中高质量的商品A被驱逐出了市场。交易按此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后，高质量的A类车将会完全被驱逐，此时市场只有B和C两种质量的旧车，所以再交易时，买主只会报c价，同理，当买方报c价时，B 类旧车也将被不断驱逐。最后市场就成了一个只提供劣质商品的市场，卖主对此将丧失信心，从而使市场崩溃。
很明显，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如果没有诚信机制的介入，不仅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会给整个市场造成危害。
（三）诚信原则对违约自由（效率违约理论）的纠正
在经济学中与意思自由相关的还有一个“效率违约”（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理论需要予以澄清。效率违约的意思是指当违约能实现标的物价值最大化时，应当鼓励违约（故又称违约自由）。[5]本文认为，这种理论是片面和错误的。比如甲与乙达成以１元的价格出售某物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丙又以３元的价格想向甲购此物。此时按效率违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应当鼓励甲违约。因为既然丙可以出３元的价格，那就证明此物售于丙比卖于乙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
单从这一次交易来看，这种违约行为可以实现物尽其用的最大化目标，然而必须认识到当此次交易一结束，甲再想谋求下次交易将会很难。鼓励违约将会使整个市场的交易当事人丧失对协议的信心，进而使普遍的交易效率下降。所以民法必须坚持以诚信原则为指导，而不是以片面的效率原则为指导。
在此，我们虽无意去故意贬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而且事实上，“意思自有无可否认地仍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如上文所述，意思自由既要以诚信为前提，又要以诚信为指导。正如台湾学者蔡章麟所言：“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有内心趋向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倾向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倾向与权利滥用之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倾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此趋势之下，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竟然得到大肆活动的舞台，固属理之当然。”[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应当在民法中认真贯彻诚信原则，使其“帝王规则”的地位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
二、诚信原则的道德性特点与法律化理由之研究
（一）诚信原则是法律化的道德原则，具有道德性。
有关诚信原则的道德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１.从诚信的词源分析来认识其道德性特点
据《BLACK’S　LAW　DICTIONARY》解释，诚信即：是或怀有善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没有欺骗或欺诈。在这里，善良、诚实、忠诚都是道德的概念。
在我国，诚信一词作为法律术语是由外国引入的。诚信在拉丁文中为Bｏｎa　Ｆｉｄｅ,在法文中为Ｂｏｎｎｅ　Ｆｏｉ，在英语中是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直译均为“善意”。在德文中为Treu und Glanben（忠诚和相信），在日语中直接表达为“信义诚实”。汉语中的诚信一词是由德文转译的。德文中的Treu und Glanben来源于古代德国的誓约。在古代德国常以In Treu(于诚实)，Mit Treu (于诚实)，Bei Treu(依诚实)，Unter Treu（在诚实名义下）来强制交易对方作誓。[7]很明显，这些誓言都带有道德含义。中外的很多学者多认为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道德，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而出现的
２.古今中外的各种有关诚信的定义大多承认其道德性特点
虽然现在对诚信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是无论是“主观判断说”，还是“利益平衡说”，或是“恶意排除说”，[8]都在一定成度上承认诚信的道德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诚信当作一种伦理化的信用观。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到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10]“再到刘勰的：“信者，行之道，”[11]到朱熹的“诚是自然的实，信是人做的实”。[12]都表明，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信用观大都指言而有信，忠诚老实这样一些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个人品质。
既然诚信原则具有道德性的特点，那么将这种道德性的要求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地增加当事人的负担？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分两个步骤加以回答。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如不偷盗、不杀人等社会得以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那些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13]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和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的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或义务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小农经济时代，甚至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由于社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诚信原则的在那里的必要性是不突出的，然而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因为市场实现其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交易来实现的，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垄断亦存在的现实中，如果不讲诚信，交易将难以达成，既使是达成了也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或社会的利益。
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在论证完将诚信原则法律化的必要性后，会发现诚信原则法律化就是要增加当事人一方（尤其是义务人）的义务，如在交易时要尽不作虚假陈述，主动告知或通知等义务，那么这种增加会不会不恰当地加重义务人的负担？
本文认为这种表面上的义务加重，其实却是一种义务的回归。我们已经知道，诚信原则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诚信原则的引导，交易的风险就会加大，甚至会使交易难以开展。应该说由诚信原则而导致的表面上义务的增加，实际上却是为交易得以正常进行而提供的必要前提。由此本文认为依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与其说是增加，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市场得以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义务状态。过去那种表面上看似较小的义务，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地对正常市场运行所必需的义务的排除，而今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只不过是对诸如通知、注意等诚信义务的发现罢了，而不是所谓的增加负担。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在一个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交易中的角色会不断的变换：在此次交易中你是卖方所以你会因诚信原则的要求而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在另一次交易中你就可能成为买方了，因而你就会享受由诚信而带来的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说由于在现代交易中交易双方的角色频繁变换的，所以既使诚信原则加重了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但从动态意义上讲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公平和有益的。
三、诚信原则的不确定性特点及法律化的理由研究
（一）具有不确定性的诚信原则可以法律化的原因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14]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
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其理由是：
首先，任何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都不可能将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予以涉及，故对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之外的问题的调整必将落到像诚信这些原则性的规定身上，如果某些应当得到法律调整的问题，在实际上却因为缺乏具体性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之外，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法律的悲哀。其次，那些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仍然是一种相对的具体和明确。由于有限理性，此义的不完全确定性等原因使很多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亦存在不确定性，故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或自由裁量，在解释和裁量过程中原则性的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说明在私法领域恰当采用原则性的规定已成为一种立法趋势。在传统的英美法系中一般化的原则性规定是很少得到承认的，然而，美国已在其《统一商法典》中确立了诚信原则。英国在这方面最为保守，但是对于是否要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诚信原则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自１９１２年瑞士首开在民法典中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的先河后，法、德等国都通过法官的解释和司法活动使诚信原则迅速上升到民法中“帝王规则”的地位。[15]
法律不可能绝对的明确和绝对的具体，法官亦不应该“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一样只能“处理那些符合预定程序，满足其条件的文件。” 我们不能以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为由而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实践中难以把握的困难，应当成为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动力。对此，本文的基本态度是：法律应当尽可能的明确，然而原则性的规定亦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所以理论上的探究应当是去发掘诸如诚信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方法与途径，而不是以其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为理由去反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基本模式的研究
鉴于诚信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与法律要求尽可能地明确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本文认为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可以采用一般化和具体化两种模式来展开。其中具体化模式就是尽可能地将诚信原则在交易的不同阶段中对交易当事人的义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化模式是对具体化模式的弥补和纠正，弥补就是对在实践中因缺乏具体化规定时的补充，而纠正主要是针对依具体化规定可能会造成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结果的调整。
１． 诚信原则具体化模式研究
因收养弃婴被罚款而引发的思考

姜虹*


［内容提要］ 收养制度是未成年人的社会保障网络的组成部分之一，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是收养制度目标；《收养法》的贯彻实施是计划生育国策与收养制度的协调发展的结果。因当事人在收养过程中存在的瑕疵而由行政机关行政罚款无可厚非，但强制执行以未成年人为执行对象明显不妥。在基于社会责任和爱心而实施的事实收养关系和计划生育制度之间发生交叉时，如何协调矛盾并正确处理，是留给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收养弃婴；计划生育；协调发展

一、收养弃婴的相关法律规定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弃婴的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无子女；第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年满30周岁。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可以先到发现弃婴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取得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之后到经常居住地的计划生育部门开具夫妻的生育状况证明和无子女的证明；同时，还必须到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取得该医疗机构出具的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的身体健康检查证明；并到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具本人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等情况的证明；最后持上述证明及居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到弃婴发现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收养法》第8条的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第15条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因此，根据《收养法》和民政部《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规定，对收养无以查找生父母弃婴的，民政部门在登记前必须公告查找其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弃婴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发给收养登记证。凭收养登记证就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法律之所以对收养弃婴做如此详细之规定，其目的不外乎：一是体现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保障基本人权（生命权）；二是调动社会救助和家庭救助的能动力量，构建未成年人的社会保障网络；三是将收养制度与计划生育制度紧密结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再生产良性发展。
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弃婴的收养不单依据法律，更多的是凭人们的社会良知或传统观念或传统做法。据报道 ，已有1个儿子的彭先忠夫妇，在四川成都开皮鞋铺期间在楼道里捡了1个刚满月的被弃女婴，把女婴养到3岁时，夫妇俩结束在成都的生意回到四川新都县龙桥镇。但龙桥镇计划生育办公室说彭家未办理收养手续，无计划收养1女婴，违反《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决定征收彭先忠夫妇计划外怀孕费、生育费6840元。彭先忠夫妇想不通，为什么做了好事还要被罚？于是不交罚款。龙桥镇计生办到新都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999年8月4日，法院到彭家强制执行，哭喊着不愿离开妈妈的彭萃被送到县民政局的福利机构。县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说，若60天后仍找不到彭萃的亲生父母，经审查彭先忠夫妇符合收养条件，彭家才可按程序办理收养手续。8月23日，在广东的一位温先生替彭先忠交了罚款和强制执行费后，新都县民政局仍然不允许彭家把小彭萃接走，也不同意彭家提前办理收养手续，仍表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彭萃的亲生父母未相认后，彭先忠夫妇方可申请收养。
由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当事人按普通人的最朴素的观念将弃婴收养下来，尽管其行为符合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但其行为却和我国上述法律规定有相左之处，其间的问题主要是：收养弃婴必须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

二、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是收养制度目标
收养法属于民事法律，在收养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当然要体现平等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收养和送养子女并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它还关系到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收养关系的成立和解除等问题上，法律标准和道德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处理有关收养的各种具体问题，既要依法办事，又要符合社会公德。《收养法》中所规定的收养人具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当然包括道德品质的要求），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须有法定年龄的差距，以虐待、遗弃为解除收养的法定理由的规定等，都是《收养法》第2条所确立的“不得违背社会公德”原则的体现。
无论是收养行为还是解除收养的行为，都是一种变更当事人身份的一种重要法律行为，纵观世界各国立法，均将收养规定为要使行为，需要一定的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才能够完成。法律只是对人们行为的最低规范，在收养形成、拟制血亲间的抚养赡养乃至收养解除过程中，法律的规范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但在整个收养关系存续过程中收养人、送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是法律无法涉及的。因此，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执法者所作的不应当只是机械地执行法律，而应当在工作中发现当事人弘扬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的一面，注重引导当事人实现对法律规范的遵从。故尔，收养行为就不能仅凭人的思想觉悟或朴素的感情来实现，也不能仅凭一纸文书来约束，它应当是法律与道德共同作用的成果。

三、《收养法》的贯彻实施是计划生育国策与收养制度的协调发展的结果
人口过快增长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时间每过1分钟，地球人口净增160人。联合国人口基金为此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如不立即采取坚决行动控制人口，保持消费与发展的平衡，世界人口在下世纪中叶将达到125亿，人类也将无法得到持续发展。可见人口问题在全球范围出现，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严重挑战。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挑战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为了保证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但受传统观念和社会生存条件的制约，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某些方面开展的不算顺利。收养制度的建立原意是为保障无子女的人能够享有天伦之乐或使那些得不到较好生存环境的未成年人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但该项制度被某些个人甚至是有些个别领导干部所利用，他们为了得到儿子，不惜将亲生女儿送养或抛弃，有的则以收养为名达到求子的目的。为保证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在与人口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特别是《收养法》的制定过程中注重了与计划生育制度的协调。《收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收养法》第3条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收养法中有关不得以送养为理由超计划生育的规定，有关无子女者只能够收养1名子女的规定，年满30周岁始能成为收养人的规定等，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因此，在收养时，必须注重与计划生育原则的配套执行。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制观念淡薄和人治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在实际执行法律法规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在收养之时可能只顾及情感或道义而忘却完成法律手续，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之时可能有时过激而伤害了未成年人的权益，无论是哪种行为都不是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建立平等和睦人际关系、提高人口素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人口再生产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律观念的强化以及工作流程的规范化，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发展必定能够实现。

四、本案引发的思考
结合本案的实际分析，案件中既有当事人没有遵从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执法者执法水平偏低，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
（一）当事人收养行为中所存在的法律欠缺
收养行为是具有三方当事人参与的行为，在该行为中只要有一方当事人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收养行为都是不能确立的。《收养法》第4条规定，只有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和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这些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成为被收养人。《收养法》第5条规定了送养人的条件，即送养人可以为：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收养法》第6条规定了收养人的条件（见本文第一部分相关内容的详述）。《收养法》为了使那些真正被遗弃的未成年人称为收养对象而不受收养人有子女的限制，特别规定了收养孤儿、残疾儿童和弃婴的例外条件，即第8条和第15条所规定的，为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且经公告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法律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限制父母通过实行弃婴行为而行超计划生育之实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为因主客观原因而走失的子女被他人收养的子女回到亲权人的抚养之下、为打击那些已收养为名行偷窃婴儿或儿童之实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本案彭家夫妇所抚养的是捡拾的婴儿而非社会福利结构所抚养的弃婴，她虽然符合被收养人的条件，但不符合收养法中所规定的不受收养人有1名子女限制的被收养人条件，而且在该收养关系中没有相应的送养人，故无论从送养人还是被收养人、收养人的角度分析，该收养行为均为无效。
对收养关系确认无效，并不等于对弃婴行为的鼓励，法律通过《婚姻法》、《收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相关内容的规定，使得实施该行为的人承担享有的法律责任，而且从道义上该行为也为社会所唾弃。本案报道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充分说明人们对弃婴行为的不齿和对彭家夫妇的行为的称道，应该说，弘扬爱心和公德意识也是法律所预期的目标。
（二）民政局行政罚款行为应针对的对象
本案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是行政法律关系，即计划生育；另一个是民事法律关系，即收养。本案处理和执行的是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问题。从计划生育的角度看，计划生育部门是依法履行其职责的。因为收养人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收养人有子女，因此他只能收养被社会福利机构抚养且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孤儿、残疾儿童或弃婴或儿童，否则就违反了计划生育制度。计划生育部门根据地方《计划生育条例》所作出的罚款处理也无可厚非；在当事人拒不执行的情况下，该部门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无不妥，也就是说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为是恰当的。问题出在人民法院的执行部门，该部门在执行时将两个法律关系混淆了，搞错了执行对象。在本案中，应当执行对象是被罚款人，并非孩子。被罚款人拒不交款时，可从其工资、生意账户中强行划拨，或拍卖其财产等。实行罚款，就是对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行为的否定，就是对破坏计划生育政策当事人所实施行为的处罚，而非对该行为结果的处罚；谁违反了法律就应当由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而不是由他人来承担。当彭家夫妇交了罚款，计划生育办公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彭拒交罚款）即消失，彭翠本人与能否交出罚款没有必然法律上的必然关系，强制执行以孩子为执行对象明显不妥。
（三）民政局不允许彭家接走弃婴的做法有待探讨
本案的收养关系因在三方参与人方面均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素，收养行为无效。但在这个民事行为中，我们更应注重保护的是彭翠的生命权和儿童幸福生长的权利。本案中的彭家夫妇出于积德行善和维护一个孩子的生命权的思想而没有及时将拾得的弃婴送至公安机关或直接送到儿童福利院，而在事实上变更了弃婴的身份关系，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彭家夫妇这种助人为乐的社会责任感、珍重生命的道德良知，同时也应当做好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当事人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定要考虑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公共利益的要求，并非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达到良好的效果，这种收养行为会使得当事人之间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混乱，有与计划生育制度相矛盾之处，应当并帮助其尽快履行法律补救措施，从而避免彭家夫妇和小彭翠在心理和财政上所担负的不利。
在本案中，罚款是针对超计划生育制度所采取的措施，而是小彭萃滞留在民政部门是合法收养所必需的条件。新都县民政局是从收养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处理问题的，福利部门所认定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彭萃的亲生父母未相认后，彭先忠夫妇方可申请收养”是无可挑剔的。因为彭家缴付罚款的行为不能使的收养行为合法化，但是，计划生育部门收下罚款的事实就意味着承认了彭家夫妇超生，彭家此时收养弃婴的行为就不应受“收养人只能收养1名子女”的限制，该收养关系欠缺实质要件的就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福利部门对彭翠实行查找生父母的公告，然而，该公告期内孩子在养老院的事实是由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错误而造成的，因此，福利部门在公告期内如何保障已和彭家夫妇具有深厚感情和被彭家事实抚养的小彭翠的合法权益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基于社会责任和爱心而实施的事实收养关系和计划生育制度之间发生交叉时，如何协调矛盾并正确处理，是留给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总之，提高法律工作者的执法水平，公正严明地执行法律，在法治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是法律与道德相互作用的共同目的。法律工作者不能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去破坏社会业已存在的较高道德，法律工作的目的是要使人们在遵守法律的同时向更高的方向努力。克服法律之间不协调之处，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本案给人们的启示在于：只有真正发挥道德与法律得相互作用，才是推动爱心工程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