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父母行使子女姓氏权冲突应如何解决

基本案情：
罗某（男）与胡某（女）于2003年6月10日登记结婚，2004年3月15日，胡某生下一男孩。由于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为此，在为小孩户口登记时，双方各自要求男孩随自己姓，且各不相让，为此，罗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按照当地习惯判令胡某排除对罗某决定男孩随其姓罗的妨害。
对本案的处理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胡某要求婚生小孩随自己姓，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违法性，也不够成对罗某的侵权，应驳回罗某要求胡某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我国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实践中未成年子女的姓名权一般都由父母双方共同协商行使，但协商不成时，可能会产生法律上的积极冲突，即父方与母方都要求小孩随自己姓。对此冲突的解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按照法律适用的精神，法无明文规定者，从习惯。而按照社会现状，婚生小孩有随父姓的习惯，据此，法院可支持罗某的诉讼请求，判决胡某排除对罗某决定小孩的姓氏权的妨害。
评析：
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未成年人的姓名权由父母双方共同协商行使。但我国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属选择性条款规定，立法意图是为父母双方协商子女姓氏时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可能协商不成而产生法律上的积极冲突，法律没有规定冲突的解决原则。根据实践中父母协商行使子女姓氏权时，除了考虑未成年人的有利成长、方便使用等各方面因素外，主要是遵照当地的社会习惯做法。因此，虽然习惯不是我国正式法律渊源，但当法无明文规定时，考虑到人们的情绪稳定与生活的稳定，照顾习惯感情，产生冲突时可以参照习惯做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应按第二种意见的原则尽量做好双方的调解工作，或并列采父母双方的姓氏，待小孩成年后由其自行决定姓氏。

作者：王卫国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院


冲出审判方式改革的隘口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
何家弘教授从当庭认证谈证据制度改革
记者 谢圣华
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法庭上来。只有搞好庭审活动，才能避免公开审判走过场，而庭审活动的核心，就是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质证以及法官认证的过程。一段时期以来，不少法官感到当初提出的一些设想特别是当庭认证很难落实。面对这一问题，他们往往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又回到过去的庭审方式上。
　　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也非常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弘对中外证据制度较有研究，为此，记者走访了何家弘教授。
　　记者:随着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深化，法官应否当庭认证和如何当庭认证的问题，成为困扰许多法官的一大难题。他们感到当庭认证难以操作，有的甚至认为根本做不到。而举证、质证与认证本是庭审活动中密不可分的“三步曲”，一环紧扣一环，如果不当庭认证，庭审结束了，当事人和旁听人员也是一脸茫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主张法官应该当庭认证，因为它可以提高审判过程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提高审判质量，保证司法公正。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问题是如何当庭认证？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经验，闯出了一些路子。例如，有的法院坚持一个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有的法院则采取一组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不过，很多法官在实际操作中都感到这样做很困难。有时候，前面认了的证据又被后面的证据给否了，或者产生了疑点，无法作为定案的根据。面对这种情况，法官在最后评议和判决的时候也挺为难的。定吧，心里不踏实；否吧，法庭上已经认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认证能力不高。我认为也不尽然。证据是形形色色的，案情是错综复杂的，仅仅根据法庭上对一个或一组证据的举证和质证，往往很难对证据作出全面的判断。特别是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和证明价值问题，一般都需要综合评断案件中的各种相关证据甚至全部证据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而这在多数案件中都只能在最后合议庭评议时才能完成。正因为当庭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很困难，所以一些学者才否定当庭认证的可行性。
　　记者:那么，当庭认证岂不就落空了吗?
　　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当庭认证的内容。就是说，法官在法庭上要认什么？是认定证据能不能采用，还是认定证据可不可靠、有多大价值？这就有必要区分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了。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决定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出的证据能否被法庭采用所依据的准则。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比较宽松，有些比较严格，而且不同国家的证据法学者研究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律制度中，证据采用标准问题被概括为证据的“可采性”(AdmissibilityofEvidence)，亦称为证据的“适格性”(CompetencyofEvidence)。一个证据具备了“可采性”，就是说诉讼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交的证据符合了法律规定的采用标准，法官应该在审判中采用。所谓证据的“适格性”，也是指某证据符合有关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该项证明活动中的证据。现代英美证据法学者一般仍将相关性作为采用证据的基本标准，但是又增加了一些具体内容。例如，美国著名证据学家乔恩·华尔兹认为，审判中采用证据的标准应该包括实质性、证明性和有效性。所谓证据的实质性，就是说具体证据所要证明的那个事实是否案件中的实质性问题；所谓证据的证明性，是说这个证据是否确实能够证明那个实质性事实；实质性和证明性加在一起就等于证据的相关性。而证据的有效性则是说，根据法律规定的各种证据排除规则，这个证据是否会丧失证明的效力。这类似于我国学者所说的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但是，采用标准并不等于采信标准。前者的作用只是确定某证据是否可以在诉讼或其他证明活动中采用。至于可以采用的证据是否可靠及其有多大证明价值，则还要由裁判者再进一步评断，而这正是采信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一个证据能否被采用所依据的是证据法的一般原理和有关规则，并不要求裁判者相信其内容必须属实。换句话说，采用的证据不一定都是采信的证据，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不一定都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在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活动中，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是由法官掌握的；而证据的“可靠性”(Credibility)问题则是由陪审团掌握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证据采用标准和证据采信标准之间的区别。
　　记者：我理解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证据能力，即被法律允许作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据的采信标准也就是证据力，即证据所体现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程度。前者认定的是证据的形式要件，后者认定的则是证据实质要件。它们显然是认证的前后两个阶段。那么，法官在当庭认证中是否都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何：我认为，法官的当庭认证应该主要解答证据能否采用的问题，而不解答证据应否采信的问题。在不同种类的案件中，证据的采用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采用标准就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的采用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不过，证据的采用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采用标准”。按照我国证据法的原理，它应该包括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这些也就构成了证据采用标准的基本内容。当然，针对各种具体的证据，还应该有具体的采用标准，如证言的采用标准和录音证据的采用标准等。法官在审判中对于诉讼当事人举出的各种证据都要当庭作出裁判，能否采用。这就是当庭认证的内容。至于这些被采用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究竟有多大证明价值，那要等到合议庭评议时再作出判断。明确了这一点，法官的当庭认证就具有可操作性了。
　　记者：您的思路的确对法官如何当庭认证有很大启迪。但您上面提到了证据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等问题，而这些在我国目前的证据制度中大多还只有抽象的规定，缺少具体的规则。现在想来，的确不能责怪我们的法官难以做到当庭认证，因为这也是我国证据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的。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我国一些法官在证据的认证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而这往往造成司法不公，证据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那么，您认为我国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什么?
　　何：古今中外的司法证明制度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规范证明模式(亦可称为“法定证据制度”)；另一种是自由证明模式(亦可称为“自由心证制度”)。这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收集使用各种证据的规则和审查评断每一种证据的标准，还是让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良知去自由收集证据和评断证据。主张规范证明模式的人认为，司法公正的核心就在于相同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处理，而要做到这种一视同仁，司法人员在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时就必须遵照统一而且具体明确的规则，不能有任何自由裁量权。但是偏爱自由证明模式的人认为，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环境状态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都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天真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为了保证在具体案件中运用证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法律必须给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根据案件当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地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去自由地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且司法人员普遍具备的良知和能力也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我上面讲的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证据制度都是上述两种证明模式的结合，当然不同国家对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总之，规范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属于自由证明的范畴。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的总体素质还不是太高，审判实践中证据的采用和采信也比较混乱，我认为，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应该坚持以规范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模式为辅的思路。具体来说，收集使用证据应该尽量规范化，但审查评断证据则可以比较自由。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最好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我们的证据法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原则上，而应该确立系统的证据规则。
　　记者：您能简要说明一下这些证据规则吗?

何：我认为，我国的证据规则可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取证规则，包括合法取证规则(如禁止刑讯逼供、禁止用强迫和诱骗手段获取证言)；证人作证规则(如作证义务、证言特免权、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令、证人的补偿与保护)；物证收集规则(如物证提取、物证保管)；司法鉴定规则（如鉴定资格的确认、鉴定的委托）等。第二部分是举证规则，包括举证责任规则（如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和举证时效规则（如开庭前的举证时限、一审与二审的举证时效）等。第三部分是质证规则，包括审前证据展示规则（如展示的时限、展示的方式、展示的内容）；出庭作证规则（如证人的出庭与例外、鉴定人的出庭与例外、证人和鉴定人的当庭宣誓）；交叉询问规则（如交叉询问的顺序和方法）等。第四部分是认证规则，包括采用证据规则（如关联性规则、客观性规则、合法性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和采信规则
（如证明标准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推定规则、司法认知规则等）。
　　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属于抛砖引玉，究竟应如何构建我国的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体系，还需要专家学者们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采访完何教授，记者深深感到，不完善的证据制度是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隘口，冲不出去，改革是难以取得更大进展的。一个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如果缺乏完备的证据制度，肯定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司法公正而言，目前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出现的错误远远大于适用法律的错误。广大法官迫切希望尽快建立起完备的证据制度，以解决他们庭审中的一大难题。但目前看来，我国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还有很大困难。这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强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有些地方法院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都对证据做了一些规定。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探索公开认证的条件和方法，完善认证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0年底前，对证据适用规则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