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６１号



　　《安徽省通信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省人民政府第六十四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回良玉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


　　　　　　　　　　　 安徽省通信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通信行业管理，维护通信秩序，促进通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通信行业管理。
　　在本省境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和研制、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以及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执行。


　　第三条　省邮电管理局是全省通信行业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通信的法律、法规，并对执行情况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二）管理国家公用通信网，并根据国家通信行业政策，对专用通信网的发展规划进行宏观指导，参与大型专用通信网建设项目的审查，协调国家公用通信网与专用通信网的关系；
　　（三）监督、管理通信终端设备的生产、销售和进网使用；
　　（四）负责通信业务市场的行业管理，审查通信业务的经营资格，发放通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五）执行国家规定的其他有关通信行业管理职能。


　　第四条　地、市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在省邮电管理局和行署、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辖区内的通信行业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通信行业管理工作的领导，促进和扶持邮电通信事业优先发展。
　　政府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做好通信行业管理工作。

第二章　通信网的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公用和专用通信网的建设必须统筹规划。
　　各地应积极发展公用通信网，适应社会通信需求。公用通信网不能满足需求的部门、单位可以建立供本部门、本单位内部使用的专用通信网。自建专用通信网，除军队和铁路等有特殊要求的部门外，应经省邮电管理局批准。
　　建设专用长途通信线路（包括配套项目），应经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或省邮电管理局同意，并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七条　在公用通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地区，具有富余通信能力的专用通信网，经省邮电管理局或地、市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审查批准，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后，可临时经营部分公众业务。


　　第八条　专用通信网进入公用通信网，必须经省邮电管理局批准，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第九条　邮电部门在发展公用通信网的同时，应积极为专用通信网提供咨询和服务，支持、帮助专用通信网经过必要的技术改造与公用通信网联通。


　　第十条　公用通信网和专用通信网的经营单位，应认真执行国家规定的统计年报制度，每年按规定向省邮电管理局报送有关统计资料。

第三章　通信终端设备管理





　　第十一条　生产、进口通信终端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
　　销售、使用进网通信终端设备，须持有该设备生产厂家提供的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进网许可证或进网使用批文的复印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使用无进网许可证或进网使用批文的通信终端设备。
　　销售、维修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无线电台、站设备除外），须报经省邮电管理局审查同意，并领取经营许可证。


　　第十二条　生产、进口、销售、使用无线电话机，其工作频率和有关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


　　第十三条　严禁非法复制、销售和使用重号的移动电话机、无线寻呼机等移动通信终端设备。
　　严禁盗用他人电话帐号、号码，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第十四条　对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及标准，并持有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进网许可证或进网使用批文的通信终端设备，经营通信业务的单位应允许其进网使用。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国家通信网上私自安装电话机、传真机及其他通信终端设备。


　　第十五条　省邮电管理局和地、市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应会同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加强对通信终端设备销售市场的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生产、进口、销售、使用的通信终端设备进行检查，做好本辖区通信终端设备质量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省通信终端设备质量监督检测站，负责对省内销售、使用的通信终端设备进行质量检测。

第四章　通信经营与管理





　　第十六条　下列通信业务，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或由邮电部门委托代办单位经营：
　　（一）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寄递业务；
　　（二）邮票的发行、集邮品的制作和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明信片的印制；
　　（三）电话、电报、数据传输、民用通信卫星转发器、９００兆赫无线移动通信和国际通信业务；
　　（四）电话号簿、邮政编码簿等通信号簿的编印发行；
　　（五）电话磁卡的印制、发行和销售业务；
　　（六）国家规定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的其他通信业务。
　　非邮电部门不得使用“邮电”字号设立商店、工厂、服务部等。


　　第十七条　下列通信业务，邮电部门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经营：
　　（一）公用电话服务；
　　（二）公用传真服务；
　　（三）邮资票品及集邮品销售；
　　（四）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可以委托的其他经营性业务。


　　第十八条　凡持有《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可以经营下列国内电信业务：
　　（一）无线电寻呼；
　　（二）８００兆赫集群电话；
　　（三）４５０兆赫无线电移动通信；
　　（四）国内ＶＳＡＴ（甚小天线地面站）；
　　（五）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的其他电信业务。


　　第十九条　凡持有批准文件的经营者，可以经营下列国内电信业务：
　　（一）电话信息服务；
　　（二）计算机信息服务；
　　（三）电子信箱业务；
　　（四）电子数据交换（ＥＤＩ）业务；
　　（五）可视图文业务；
　　（六）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实行申报制度的其他电信业务。


　　第二十条　经营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电信业务，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和省内通信网发展规划；
　　（二）主办或投资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
　　（三）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场地、服务设施及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四）电信设备符合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进网技术要求；
　　（五）有为用户长期提供服务的能力。


　　第二十一条　申请经营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电信业务的申请人，应向所在地、市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有关证明材料。地、市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应自收到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１５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省邮电管理局。省邮电管理局接到初审材料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发给《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并向社会公布。
　　申请经营无线电通信业务的，还须凭《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到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有关频率指派和台站设置使用审批手续。
　　获准经营电信业务的，应持《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二十二条　印制通信使用的信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由省邮电管理局监制；未经监制，不得组织生产、销售。
　　印制明信片必须符合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县级以上邮电部门，经省邮电管理局批准，可以印制、发行带有“中国邮政”字样的明信片。其他单位印制明信片，由省邮电管理局监制，但不得带有“中国邮政”字样；未经监制，不得组织生产、销售。
　　因工作需要，仿印邮票图案的，必须按规定报经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或省邮电管理局审核、批准。印制单位不得承印未经批准的仿印邮票图案和与邮票相似的印件。


　　第二十三条　乡（镇）集体经营的农村电话，由所在市、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县（市）邮电部门应在业务技术上予以指导和帮助。
　　乡（镇）集体经营的农村电话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通信的法律、法规，执行邮电部门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


　　第二十四条　经营或代办通信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通信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接受省邮电管理局和地、市通信行业管理办公室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通信服务；不得擅自提高资费标准，不得超出批准的经营范围，不得限制或强制用户接受某种通信业务，不得擅自中止对用户的通信服务，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使用通信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及时缴纳通信资费。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转让、涂改、伪造和冒用通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第二十五条　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应按照服务与管理并重的原则，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为邮电通信企业和其他经营通信业务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通信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通信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持有国家或省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监督检查证件，严格执法，不得徇私舞弊、失职渎职，也不得妨碍经营者正常的经营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建设专用通信网的，由通信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建设，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信批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经营通信业务的，分别由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营业、停止使用“邮电”字号、退还物品和收取的资费，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１至３倍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生产、进口、销售、使用无进网许可证或进网使用批文的通信终端设备的，由通信行业管理部门、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各自职责，视其情节轻重，分别责令其停止生产、销售、维修，补办手续，没收非法证件，提请国家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进网许可证或撤销进网使用批文，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１至３倍的罚款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将无进网许可证或进网使用批文和进网标志的通信终端设备接入公用通信网使用的，由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没收其违法物品，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非法复制、销售、使用重号的移动电话机、无线寻呼机等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或盗用他人电话帐号、号码的，由通信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其赔偿用户损失、没收通信设备、违法所得和违法物品，并处以赔偿额或违法所得１至５倍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通信网上私自安装电话机、传真机及其他通信终端设备的，由通信网的经营单位或主管单位责令其拆除，恢复原状或补办手续，按规定追缴有关通信资费；情节严重的，由通信行业管理部门没收其违法物品，并可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由省邮电管理局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改正、没收非法证件、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申报批准文件，通知邮电企业停止提供中继线，并可处以违法经营所得１至２倍的罚款；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拖延或拒缴邮电资费的，经营公用通信业务的单位按国家规定或合同规定，有权停止其使用通信业务，限期追缴所欠资费，并按规定收取滞纳金。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拒绝颁发《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不服或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通信终端设备是指通信系统中用于向信道发送信号和从信道接收信号的设备，主要包括电话机、用户交换机、传真机、调制解调器、电报终端设备、多媒体终端、计算机（网）、移动电话、无线电寻呼机以及各种附属通信设备等。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邮电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