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令
第34号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7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85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
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加强证券公司风险监管，督促证券公司加强内部控制、防范风险，根据《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净资本和风险准备，编制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第三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和审慎监管原则，对净资本计算规则、风险控制指标及其标准、风险准备的计算比例、各项业务规模的计算口径进行调整；调整之前，应当公开征求行业意见，并为调整事项的实施作出过渡性安排。
对于本办法未规定风险调整比例或者风险准备计算比例的新产品、新业务，证券公司在投资该产品或者开展该业务前，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向中国证监会、公司注册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报告或者报批。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公司新产品、新业务的特点和风险状况，在征求行业意见基础上确定相应的风险调整比例和风险准备计算比例。
第四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按照分类监管原则，根据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内控水平和风险控制情况，对不同类别公司的风险控制指标标准和某项业务的风险准备计算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对证券公司净资本等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数据的生成过程及计算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根据监管需要，要求证券公司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月度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进行审计。
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自身资产负债状况和业务发展情况，建立动态的风险控制指标监控和补足机制，确保净资本等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在任一时点都符合规定标准。
证券公司应当在开展各项业务及分配利润前对风险控制指标进行敏感性分析，合理确定有关业务及分配利润的最大规模。
第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进行审计。
第八条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应当勤勉尽责，对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审计，并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二章 净资本及其计算
第九条 净资本是指根据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公司资产负债的流动性特点，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对资产负债等项目和有关业务进行风险调整后得出的综合性风险控制指标。
净资本基本计算公式为：净资本=净资产-金融产品投资的风险调整-应收项目的风险调整-其他流动资产项目的风险调整-长期资产的风险调整-或有负债的风险调整-/+中国证监会认定或核准的其他调整项目。
第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计算净资本。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计算净资本，应当按照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自营证券、应收款项、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抵债资产等项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中，自营证券应当按月、按单项提取跌价准备。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要求公司专项说明资产减值准备提取的充足性和合理性。有证据表明公司未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要求公司补充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并相应核减净资本金额。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将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中的金融产品投资合并计算，统一进行风险调整。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的股票投资，按照股票的分类和流动性情况采取不同比例进行风险调整。股票的分类中同时符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标准的，应当采用最高的比例进行风险调整。
对于证券公司违反规定超比例持有的证券投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要求证券公司在计算净资本时提高风险调整比例。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公司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应当在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中对投入资金的数额、期限和承担责任等进行约定，并在计算净资本时根据承担的责任相应扣减公司投入的资金。
第十五条 应收款项按照账龄的长短和可收回情况采取不同比例进行风险调整，账龄应当从业务发生时点开始计算。除存出保证金项目外，应收款项的分类中同时符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标准的，应当采用最高的比例进行风险调整。有证据表明难以收回的存出保证金项目，应当按账龄的长短进行风险调整。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的有关要求，将逾期的拆出资金、买入返售证券、代兑付债券等项目转入应收款项科目核算，并按照应收款项的扣减原则进行风险调整。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净资本计算表的附注中，充分披露公司期末或有事项的性质（如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对外提供担保等）、涉及金额、形成原因和进展情况、可能发生的损失和预计损失的会计处理情况。对于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的或有事项，应当确认预计负债；对于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的或有事项，在计算净资本时，应当按照一定比例扣减或有负债。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的，可以在计算净资本时将所借入的次级债务按照一定比例计入净资本。
证券公司向股东或其关联企业借入的期限在5年以上并具有次级债务性质的长期借款，可以在计算净资本时将所借入的长期借款按照一定比例计入净资本。
计入净资本的具体比例由中国证监会根据债务的到期期限和公司财务状况确定。
第三章 风险控制指标标准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业务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其他证券业务等业务之一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业务，同时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其他证券业务等业务之一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亿元。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其他证券业务中两项及两项以上的，其净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2亿元。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必须持续符合下列风险控制指标标准：
（一）净资本与各项风险准备之和的比例不得低于100%；
（二）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40%；
（三）净资本与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8%；
（四）净资产与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0%；
（五）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100%。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业务的，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按托管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总额的2%计算风险准备；
（二）净资本按营业部数量平均折算额（净资本/营业部家数）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自营业务的，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自营股票规模不得超过净资本的100%；
（二）证券自营业务规模不得超过净资本的200%；
（三）持有一种非债券类证券的成本不得超过净资本的30%；
（四）持有一种证券的市值与该类证券总市值的比例不得超过5%，但因包销导致的情形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违反规定超比例自营的，在整改完成前应当将超比例部分按投资成本的100%计算风险准备。
前款所称自营股票规模，是指证券公司持有的股票投资按成本价计算的总金额；证券自营业务规模，是指证券公司持有的股票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不包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按成本价计算的总金额。
证券公司创设认购权证的，计算股票投资规模时，证券公司可以按股票投资成本减去出售认购权证净所得资金（不包括证券公司赎回认购权证所支出资金）后的金额计算。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承销业务的，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证券公司承销股票的，应当按承担包销义务的承销金额的10%计算风险准备；
（二）证券公司承销公司债券的，应当按承担包销义务的承销金额的5%计算风险准备；
（三）证券公司承销政府债券的，应当按承担包销义务的承销金额的2%计算风险准备。
计算承销金额时，承销团成员通过公司分包销的金额和战略投资者通过公司签订书面协议认购的金额不包括在内。
证券公司同时承销多家发行人公开发行证券，发行期有交叉、且发行尚未结束的，应当按照单项业务承销金额和对应比例计算风险准备。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按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管理本金的2%计算风险准备；
（二）按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管理本金的1%计算风险准备；
（三）按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管理本金的0.5%计算风险准备。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的，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对单一客户融资业务规模不得超过净资本的5%；
（二）对单一客户融券业务规模不得超过净资本的5%；
（三）接受单只担保股票的市值不得超过该股票总市值的20%；
（四）按对客户融资业务规模的10%计算风险准备；
（五）按对客户融券业务规模的10%计算风险准备。
前款所称融资业务规模，是指对客户融出资金的本金合计；融券业务规模，是指对客户融出证券在融出日的市值合计。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上一年营业费用总额的10%计算营运风险的风险准备。
第二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对各项风险控制指标设置预警标准，对于规定“不得低于”一定标准的风险控制指标，其预警标准是规定标准的120%；对于规定“不得超过”一定标准的风险控制指标，其预警标准是规定标准的80%。
第四章 编制和披露
第二十七条 设有子公司的证券公司应当以母公司数据为基础，编制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根据监管需要，要求证券公司以合并数据为基础编制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半年度、年度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签署确认意见。
证券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应当对公司月度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签署确认意见。
在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上签字的人员，应当保证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对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内容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报表上注明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第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至少每半年经主要负责人签署确认后，向公司全体董事书面报告一次公司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的具体情况和达标情况；证券公司应当至少每半年经董事会签署确认，向公司全体股东书面报告一次公司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的具体情况和达标情况，并至少获得主要股东的签收确认证明文件。
净资本指标与上月相比发生30%以上变化或不符合规定标准时，证券公司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全体董事书面报告，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全体股东书面报告。
第三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每月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送月度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派出机构可以根据监管需要，要求辖区内单个、部分或者全部证券公司在一定阶段内按周或者按日编制并报送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第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的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与上月相比变化超过20%的，应当在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书面报告，说明基本情况和变化原因。
第三十二条 证券公司的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达到预警标准或者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应当分别在该情形发生之日起3个、1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书面报告，说明基本情况、问题成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期限。
第五章 监管措施
第三十三条 证券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净资本计算表、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或者带有说明段无保留意见的，证券公司应当就涉及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涉及事项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等有关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要求证券公司说明该事项对公司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的影响。
涉及事项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等有关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要求证券公司限期纠正、重新编制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证券公司未限期纠正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认定其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低于规定标准。
第三十四条 证券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净资本计算表、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认定其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低于规定标准。
第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净资本或者其他风险控制指标达到预警标准的，派出机构应当区别情形，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向其出具监管关注函并抄送公司主要股东，要求公司说明潜在风险和控制措施；
（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公司采取措施调整业务规模和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净资本水平；
（三）要求公司进行重大业务决策时，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报送专门报告，说明有关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的影响；
（四）责令公司增加内部合规检查的频率，并提交合规检查报告。
第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净资本或者其他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标准的，派出机构应当责令公司限期改正，在5个工作日制定并报送整改计划，整改期限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证券公司未按时报送整改计划的，派出机构应当立即限制其业务活动。
整改期内，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区别情形，对证券公司采取下列措施：
（一）停止批准新业务；
（二）停止批准增设、收购营业性分支机构；
（三）限制分配红利；
（四）限制转让财产或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第三十七条 证券公司整改后，经派出机构验收符合有关风险控制指标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有关措施。
第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未按期完成整改的，自整改期限到期的次日起，派出机构应当区别情形，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限制业务活动；
（二）责令暂停部分业务；
（三）限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提供福利；
（四）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五）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六）认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不适当人选。
第三十九条 证券公司未按期完成整改、风险控制指标情况继续恶化，严重危及该证券公司的稳健运行的，中国证监会可以撤销其有关业务许可。
第四十条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无法达标，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区别情形，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停业整顿；
（二）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
（三）撤销经营证券业务许可；
（四）撤销。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风险准备：由于各项业务存在一定风险并可能导致净资本损失，所以应按各项业务规模的一定比例计算风险准备并与净资本建立对应关系，使得各项业务的风险准备均有对应的净资本来支撑。
（二）敏感性分析：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单个或者多个因素的变化对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判断是否会导致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预警标准或规定标准。
（三）负债、流动负债：指对外负债，不含代买卖证券款。
（四）资产、流动资产：指自身资产，不含客户资产。
（五）或有负债：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六）一种证券：指一个发行人发行的股票、债券或其他证券；其中，在不同市场发行的股票不属于一种证券，应分开计算。
（七）存出保证金项目：指证券公司由于交收时差产生的应收款项以及存放在其他单位的押金。
（八）重大业务：指经过测算，可能导致净资本或其他风险控制指标发生10%以上变化的业务。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孙开炎
中文摘要：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用来规定证据能力的重要规则，它是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并依法作出裁判的关键环节，它还是现代证据法的核心精神。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排除性规则，由于受追求实体结果公平的法律文化传统、立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则的理论分析和解读，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途径，并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性规则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是对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第二部分是探索民事诉讼中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第三部分是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四部分是如何完善和建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 证据规则 证据能力 证据排除规则
Abstract：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s is an important rule dictating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n the evidence system . To the judges , they will enter a judgment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s after all. And more , it is also the key spirit of the progressive evidence law,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re rules of removing evidences . And in our country ,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has some defects as a result of 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o find fare in substantive verdict and the legislation pattern .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e some rules about the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nd want to find some theoretical projects to improve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And more important , the author will also give some advices to develop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 and through this , to give some help for judges when they are judging.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article . The first part analyses evidence capability and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ree legal base of the evidence exclusive principle .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exclusive evidence rul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law and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f law .The fourth part tells us how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the exclusive rule of civil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Key words: Evidence's Rule ; Evidence Capability;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一、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
什么是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的重要性何在？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在其《证据法比较研究》的序言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惟在法治社会之定纷止争，首以证据为正义之基础，既需寻求事实，又需顾及法律上其他政策，认定事实，每为适用法律之前提。因而产生各种证据法则，遂为认事用法之所本。”简言之，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资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并加以提出、收集和运用的原则和规范。证据规则主要是对证据加以认定的准则，主要确定某项证据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证据的主要功能是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规则的作用是判断某项证据资料是否为适格的证据，但是能否作为适格的证据存在两个前提：第一，该证据具有证明能力或者说该证据不受证据规则排除。第二，该证据具有证据价值或者说证明力。其实，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唇齿相依，一体两面，一项证据材料要具有证据资格，必须具有证据能力，而一项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则必须不受证据排除规则禁止。证据能力是证据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考察各国立法，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一般都采用消极的确认方法，即从证据资料排除规则的角度，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排除，使之丧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资格，对其证明力不予以考虑。
证据能力亦称证据资格或证据适格，是指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可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或资格。就证据的容许性而言，就是可被容许或采纳为诉讼证据的资格。凡属可受容许的证据，都称为适格的证据。 对何种证据资料具有证据资格从正面规定的就是证据能力问题，对何种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资格从反面规定的就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纵观两大法系，由于受诉讼模式和审判制度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能力的规定较少，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决定某一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但是，英美法系国家则不遗余力的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即哪些证据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规则等。
证据排除规则本是英美证据法上涉及证据可采性的一项重要规则。即它是对某种证据本应加以使用，但基于种种考虑而加以排除的一种证据规则。典型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该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靠非法手段收集的，基于更大的利益价值衡量（如保护人权、公共政策等）应该加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证据排除规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与证据可采性的相反之称谓。即凡为防止不可信的证人与错误引导的证言（unreliable persons and misleading testimony )，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如人权保护或其他政策），不得予以采纳的证据，就其本来原有关联，可以使用为证据的，加以排除，因而称为排除法则。而狭义上的排除规则可指在与其相并列而命名的其他规则时所含有的意义。
确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证据能力包含哪些内容，即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第二，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如何？第三，证据能力的效力如何？即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如何处理？以上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
证据能力的内容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证据三性说，认为不具备证据三性的证据资料是不能成为最终定案依据的，因此三大属性皆是证据能力的内容，缺一不可。 第二种观点是证据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主要解决的是证据来源和证据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这种观点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立法和理论，将关联性排除在证据能力之外。 第三种观点则是关联性和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应当是包含了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以及证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观点一般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学说。
笔者认为，一项证据资料有证据能力，必须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法官不予采用，应该排除。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必有三项属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一，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也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民事诉讼证据本身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捏造的。法院正是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证据，才能够切实的把握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裁决。反之，如果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虚假的，裁判就会出现错误。因此，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性是它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也就是相关性即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可以表现为直接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间接的联系；可以表现为肯定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否定的联系。只要同待证事实存在联系，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联系，都符合关联性的要求。因此，判断有无关联性的标准应当是：由于证据的存在，使得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虚假变得更为清晰，从而有助于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第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不为法律所禁止，即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合法性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这是指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必须经过法律规定的质证程序，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法院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证据的证明力先于证据能力，缺乏证明力，证据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不具备证据能力也就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在事实裁判者的面前，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限制。此外，还有学者持折中的观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互为前提，辨证地统一在证据之中。笔者认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在区别上，证据能力为可以采纳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明力系指证据资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证据必须先有证据能力，即须先为适格的证据，或具可采信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的问题。前者系有无问题，后者系大小、强弱之程度问题。无证据能力则根本不予容许为证据。无证据能力则事实审理者不予采信。所谓自由心证，或自由判断，亦即自由评估，系专就证明力而言。对于无证明力的证据，则无自由判决的余地。因此可以说，所谓证据能力，是从形式方面来观察其资格；证明力，是以实质方面来考察其价值。 关于两者的联系，笔者认为，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基础，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才有证明力可言，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证据能力上均具有适格性。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间的联系，李学灯先生认为有三个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虽有截然不同的涵义，但两者之间不能不说没有紧密的关系。如前所述，第一，证据可采信的各种规则，除因其他外部的政策而发生意外，寻其渊源，有很多是基于防止不可信的危险。换言之，即原由证明力的问题而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第二，由证明力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各国法例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对此我们极少受规则限制而动辄借口所谓自由心证，对于各种严谨的规则，仍有从事研究的必要。由此才能促其对于证据性质的认识，而有助于对证据的正确评定，亦即可获得心证正确的标准；由此可真正获得心证的理由，证明在判决之中。第三，对证明力的判断，通常所谓不能违背经验规则及伦理规则，这是为求得基于客观的标准而言。因此，如对于所提证据的立证价值，在表面上显已有违经验规则时，自不得予以容许，而视与待证的事实，失其可容许为证据的能力。
关于一项证据受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后，由于其不具有证据能力，其直接的法律后果是该证据不能向法庭提出，法官也没必要对该证据组织质证认证，也就是法官可以根本不考虑该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明确规定证据排除后的法律后果，这样，双方当事人才能更好的完成举证，也才能更好提供适格的证据，从而减少证据收集的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更快的解决纠纷。
二、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
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的。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者热衷于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哪些证据应该排除，不具可采性，具有浓厚的制定法色彩，与英美法系以判例为主的传统有异，其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第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陪审团制度密切相关，案件的审判分两步进行，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两者之间分工明确。基于对陪审团的不信任，以及证据未具有某种程度之价值；或其证据虽具有相当价值，而有过分的偏见，不正当之意外，或混淆争点等危险者，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和特免权规则等。第二，英美法系国家不遗余力的规定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证据可采性标准，还与其诉讼模式有关—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证据资料的范围，由当事人视其是否必要而定，且为确保被告行使防御权，运用证据可采性理论进行限制，致求证范围缩小，证据可采性的范围也随之缩小，这就使得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的重心偏向证据能力，惟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作为自由心证之资料。采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为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限制其辩论的范围及方法，并寻求其合法的证据，其判断证据能力的错误性较小，对个人利益保护比较周全，这符合英美国家强调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总之，英美法系国家为防止陪审团先入为主，或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或误用推理的经验法则，或迷于被告的社会地位或经验，导致偏见或专断或涉及感情之弊害，由立法就可作为证据的范围加以限制，设立严格的证据采纳规则，可谓用心良苦。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青睐，一般具有关联性、真实性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立法并无明确规定证据排除规则，而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裁判。大陆法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英美法上的排除规则，法律先设定排除证据资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明能力的前提下，对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大陆法系缺乏英美证据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排除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法官审判案件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处理由同一法官作出，而基于职业法官的高素质和法学理论知识，以及调查证据的严格程序规定没有必要对证据能力的规定加以明确的排除，而仅依自由心证裁判即可。第二，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从立法上期待法官适当地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并对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因而对于何种证据资料可以接收为证据，没有像英美证据法那样规定详尽的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是否真实可信，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均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判断。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对证据的取舍与运用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让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由作出判断，并依据心证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然而，由法官毫无标准和限制的任意自由评判，难免会影响心证的正确性。故在诉讼程序中设立了直接审理主义原则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以限制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认定事实的基础资料，从而就相应地排除了不能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资料。因此，可以认为，直接审理主义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
概而言之，两大法系基于审判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同，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也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可采性的概念，大陆法系主要是证据能力的概念。那么证据能力与可采性两者关系如何呢？一般而言，两者都是指何者可以容许为证据之资格，范围基本一致。证据的可采性一般包括两个前提——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而不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但是两者的范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凡无证据能力，便无法受容许为证据的资格；虽有证据能力，有时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如已有充分的证据、立证价值甚微或已无必要时，也不得予以容许或采纳为诉讼上的证据。一般而言，证据的能力问题或者可采性问题从证据排除规则的角度而言，更具有周延性和完整性。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两大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也在缓慢靠拢，它们之间的真空地带并非是不可进入的盲区，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青睐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各国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一些共同的法理基础还是存在的，如保护人权、发现真实、维护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和裁判的权威性等。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取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识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必然要在证据制度上得到反映。基于此，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法理价值：
（一）发现真实
发现真实是裁判的基础，只有发现了真实，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可靠的基础，才是正确的判决，判决的权威也是因判决的正确性而确立。因此，法官尽一切可能发现案件真实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体现了这个道理。怎样设计证据规则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排除哪些证据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官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为什么要规定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才有可采性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法官必须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必须以亲自感知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法官必须亲自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除此以外，法律还赋予了当事人对证据异议的制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英美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明确规定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规则。如品格证据规则，一个人品格的好坏怎么能证明他所作的陈述为真或假？如传闻证据规则，其不可靠性更甚，采用这样的证据危险性更大，还有可能混淆争点，导致错误。因此，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方法更有利于发现真实。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指出，必须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方可容许，即任何证据制度必须求其具有合于理性的目的，提出作为证据的任何事实或者证据资料，必须基于合理的标准，以便于采信。为了达到合于理性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事实审理者的偏见或情绪的影响，就应当排除各种不合理的证据方法。如在英国，直到1819年才通过立法禁止决斗审判以及水审或火审等迷信方法；1833年正式废除宣誓免责制度。过去往往认为有立证价值，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其立证价值被彻底否定，到19世纪中叶，这种方法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对“真实”的理解是客观真实呢，还是法律真实呢？不言而喻，发现真实就是要尽量的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真实当然是一种客观真实，只有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法官才能正确的作出裁判。但是，在案件审理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是个未知数，把发现真实作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可以的。但是法官在审理中只能根据案件材料认定的事实来评判，只能是一种法律真实，这种法律真实只能无限接近真实，但绝不等于真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应该建立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因为要求按客观真实来作出判决是强人所难，法律不能要求法官做不到的事情，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客观真实，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此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进行对照比较。另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还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受举证时限的制约，受效率的影响等。因此确立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排除那些对发现真实没有作用的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真实。
（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作为一个人必需的基本的权利，现代社会确立人权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过去的普通法系里，取得证据的方法对证据的容许性没有影响，有这样一句谚语：“不管你如何取得证据，即便是偷的，也将被容许为证据。” 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因受到法兰西革命保护人权的思想的影响，对被告人自白这一证据极为怀疑，同时也非常受重视，于是便产生任意性自白法则，即被告的自白必须出于任意的主观自愿，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英美证据法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排除法则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则，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指出：“虽然不涉及政府对人身、住宅、信函和财产的独立侵害，但却涉及在大陪审团询问中常见的对个人隐私权的剥夺。” 现在几乎各国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什么要排除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其除了基于立证价值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人权的保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不合理的搜查与逮捕、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具备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以1914年对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宣判为发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现在已经延伸到民事领域，其考虑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根据意大利有关法律的规定，非法获得的书证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从非法被拘留人那里获得的材料或陈述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
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以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等规定，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也符合加强对人权保护的法理。当今世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愿，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保护人权，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法律，只有从法律上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裁，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权。
（三）维护其他社会利益
凡是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均得予以容许，但对于通常可能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或证据资料，由于考虑到对其他利益、权利的保护，或者基于其他政策与理由等因素，将排除其作为诉讼证据。 与争议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原则上都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基于公共政策或证明政策的考虑，证据尽管有关联性仍能予以排除。一般来说，证据的关联性通常会使其对于诉争事实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价值，赋予其相应的证据能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某些证据的分量很小，证明价值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某些证据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容易导致推测、虚构或者浪费时间；某些证据会产生多个争执点，容易混淆主要争点，造成事实审理者重心的偏离；某些证据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凭感情冲动作出不恰当的决定；某些种类的证据在类型化上不可靠或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审理者带来错误的危险，等等。上述证据自身所包含的诸多风险，可能超过了它们的证明价值，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据的需要与采纳这些证据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比较、权衡，确定孰轻孰重。此外，一些外在因素，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等也影响有关联性证据的采纳。比如，基于效率的考虑而排除某些分量极小的证据，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排除某些书证。其结果是在法律上规定某些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排除了法官在这些证据取舍上的自由裁量。 如美国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之排除。公共利益远远高于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有关联性的政府信息被披露将损害公共利益时，应予以排除，此即所谓的政府特免权。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比如损害国家安全、防卫或者危害国家关系的信息、文件或机密以及警察局的信息、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秘密，均属于以公共政策为依据应排除的证据。 发现真实固然有利于实现公正，维护社会利益，但在有些情况下，发现真实的方法会与通过诉讼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相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手段而追求目的。许多大陆法国家都规定，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同居、监护、雇佣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关于其立法理由，正如日本学者松冈义正所言：“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者为原告、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
三、两大法系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一）英美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1、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是英美法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 ）,也称排除传闻法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 ），含义为：其他人而不是在诉讼中作证的人所宣称的事实一般不得采纳为证明证人主张的任何事实的证据。 应当说，规定传闻规则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一般认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传闻不得采纳：第一，传闻证据不是最佳证据，如果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就是鼓励用不充分的证据代替强有力的证据；第二，传闻证据容易编造；第三，转述中存在出现错误的危险；第四，无法看到证人提供证据时的表情和下意识行为；第五，传闻未经宣誓；第六，无法进行交叉询问；第七，被告人当面对质的权利无法行使。但是从常识来看，许多陈述虽属于传闻，但仍可能具有可靠的外围保障和内在优越性，属于相当有用的证据。为此，美国普通法发展而来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制定排除传闻的总规则，另一方面在能提供真实性保障的条件下规定许多例外。按照《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如果一传闻符合以下情况，而且陈述者不能作为证人出庭，则对该传闻不得适用传闻规则予以排除：（1）先前的证言；（2）认为死之临近时的陈述；（3）违反利益的陈述；（4）关于个人或家庭的历史的陈述；（5）其他例外；（6）因不法行为而丧失。 据此，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证据可靠性、风险性以及鼓励当事人提供最佳证据同时尽量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2、品格证据规则 (character evidence )
根据普通法的传统，原则上不得以某人的品格如何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其在特定场合之下从事与其品格相一致的行为，即一个人的品格是否善良或邪劣，对于证明某一系争事实中是否他可能或不可能从事某一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应当予以排除。“品格”（Character）一词在证据法条上至少包括三种明确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某人在其所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名；第二，它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它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 英美法国家在立法上通常将品格证据作为一种排除规则的内容加以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a）规定：“有关某人品格或者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以证明该人在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一般而言，该条继受了普通法排出采用品格证据的传统。一般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对品格证据的排除，是着重防止这种证据本身可能带来误导、混淆主题、耗费时间的消极影响，虽然该种证据本身并不能说没有丝毫的证据价值，但是就其采纳上的利弊权衡来看，其弊端远远大于其益处。并且，这种证明方式主要是涉及有关证人的名声、经历以及为人处世的习惯，与证明该人是否会倾向于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缺乏直接的证明关系，只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推测，并无确切的证明前提。但是，在规定排除品格证据的同时，一般各国通常还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比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规定：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被害人的品格以及证人的品格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例外。如就被告品格而言，由被告人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反驳被告人品格的证据。 据此，排除品格证据主要考虑的是不具有关联性。
3、意见证据规则
关于意见证据的一般规则是：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领域中，证人只能叙述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评价事实和作出推断是法官或者陪审团的事，因此意见证据一般是不可采纳的。意见证述不被认为有证据能力，其法理上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侵害法官的机能。基于事实而产生的推测与意见的判断作用，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此项认定的作用，应由法官担负。证人是依证言而提供可为法官认定资料的客观事实，仅具有提供机能。而作为认定职能，这不属于证人证言机能的范畴。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作为供述的内容，这便超越了证人本来的机能，进而兼具法官的机能，这无异于允许证人代行法官的职能。其二，有可能使立证产生混乱进而发生偏见之虞。意见并非为证人所体验，因此，证人的意见与推测在证据上并无用途，且具有对事实进行公正认定的消极影响。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不仅使其证述的客观事实中混入与提供证据资料上毫无关系的内容，并且造成立证上的混乱，产生提供偏见或预测资料的危险，难免对发现事实真相产生阻碍作用。 美国联邦证据法第701条规定：“如果证人不属于专家，则他以意见或推理形式作出证言仅限于以下情况：（a）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和（b）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言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加拿大证据法第67条规定，如果证人不是作为专家来出庭主张，除非是基于他所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或有助于证人清晰地陈述，或者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确定争执点，否则，不得发表任何意见或进行推断。
4、最佳证据规则
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的事实，只能采用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久而久之，这一规则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失去了其基本规则的原旨意义，其适用范围现已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有关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直接证据的情形时，应当排除环境证据的提出。但是，英美法近年来的审判实践在认定书证证据力上，对是否一定要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出现了许多例外情形，以致于使传统意义上的最佳证据规则失去了其本质特征。美国证据法第1004条明确规定了不要求书证原件，有关书证的其他证据也可以予以采纳的几种情形：（1）所有原件均已遗失或毁坏，但提供人处于不良动机遗失或毁坏的除外；（2）原件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或行为获得；（3）原件处于该证据资料的出示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已通过送达原告起诉状或其他方式告知该当事人，在听证时该材料的内容属于证明对象，但该当事人在听证时不提供原件；（4）有关书证内容与主要争议无紧密关联。 最佳证据规则要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最好是原件，否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采纳。
5、证据特免权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