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已经从“熟人社会”悄然转变为“契约社会”，每个人都无法离开合同，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小到餐馆就餐，大到购房及商务运作，我们无时不在“契约”的社会里。作为一名金融工作人员，合同的审查签订更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同重要性可谓一诺千金，笔者仅就合同制作、审查、签订等常见的风险防范技巧进行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
一、合同的背景审查
不同的合同有着不同签约背景，了解合同的背景对合同制作审查有着重要影响，不了解合同背景便盲目制作审查往往很难制出准确完备的合同，即使制作出合同无法使用或需要大面积的调整。所以合同的制作或审查前也要“投石问路”，要了解合同的背景，就要根据合同的情况，事先和合同的各方当事人进行沟通调查，并作出基本判断。

二、合同的审查原则
1、要充分考虑合同各方的习惯和要求，尽量采用各方可以接受合同框架和措辞风格。
2、便于理解操作的原则。好的合同要能让普通人理解和操作，合同的生命在于操作执行，如果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再完美的合同也是失败的合同。
3、斜塔原则。合同应追求公平正义、意思表示真实。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委托人的利益同样需要维护，要在法律和对方当事人可接受的范围内，对合同权利义务上进行合理倾斜，即所谓的“斜塔原则”，实现“斜而不倒”利益博弈效果。

三、意向书或框架协议的约定陷阱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意向书或框架性协议只是表明双方的合作意愿，对当事人没有实质的约束力。而实际上意向书、框架协议等如果对合同签约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适度的约定，也可能产生合同效力。例如：甲乙双方签署合作意向书，意向书约定“双方的具体合作事宜，双方另行签订合作协议，但甲乙双方在签订本意向书后不得在和第三方洽谈合作事宜，而且双方对合作事项负有保密义务”，此意向书便具有合同效力。
四、合同内容的制作和审查
（一）合同主体适格性审查。通过对签约主体的营业执照、资质、许可证、审批决策文件、授权书等的审查，审查合同主体的适格性。
1、通过审查营业执照副本年检页，判断合同主体经营期限、经营范围、是否年检，判断合同主体是否工商法规的规定。
2、合同签约需要审批或授权的，审查合同主体前置性行政审批及股东会、董事会、上级单位等的决议。
3、合同内容有等级资质或专业要求的，审查是否有资质等级或专业资格。
4、对于特殊产品或特殊行业，审查合同主体是否有生产许可和服务许可等证书。
（二）合同的开篇最好使用“甲方：ххх，乙方ххх”，然后在合同正文中直接引用“甲方”、“乙方”即可。同样，如果合同存在经常使用的较长拗口的句子，可以在合同的首部进行解释后，在合同的正文予以简化。
（三）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根据合同的复杂的程度确定是否需要单独列出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需要列出，最好把权力义务分开表述，避免混在一起产生争议。同时注意“有权、应当、可以”及“责任、有义务、必须”等词的含义和区别。
（四）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与约定。由于不同的合同的争议解决的要求不同，不同人对争议理解和期待不同。同时由于经济、司法、人文环境不同，各地法院或仲裁委的办案素质、争议解决成本、地方保护程度等差别也很大，最终判决或仲裁结果有时也大相径庭。所以，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非常重要。
1、选择法院解决。法院的管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从金融合同纠纷常见解决方式出发，在不违反各地规定的诉讼标的额的级别管辖和不动产、港口作业、继承等专属管辖的情况下，可以在原告住所地法院、被告住所地法院、合同签订地法院、合同履行地法院（五类法院）选择一类法院进行管辖，如果同时选择两类法院则无效，就需要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可见，如果选择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合同书上合同签订地的填写也就十分重要。
2、选择仲裁解决纠纷。仲裁可以“一裁终局”，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合同各方还可以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进行共同选择，仲裁员以其专业性、仲裁以其高效性等受到合同各方的青睐。但选择仲裁需要注意一下问题：
（1）仲裁机构不是以县市编制设立的，不要填写为“由хх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хх县仲裁委员会仲裁”，这样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
（2）要约定明确的仲裁事项和明确生效的仲裁规则
（3）不要将法院的法定管辖和仲裁委员会的约定管辖同时选择，否则选择无效。
（五）风险转移和生效条款的约定。合同制作审查要注意明确约定权利凭证、质押物、动产等移交时间和地点，上述物品往往随着移交而产生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合同法第32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之日成立”，但从合同主体风险控制偏好不同角度，如果为了让合同及时生效，可以选择“签字或盖章生效”，如果为了稳妥更便于防范风险，可以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且盖章生效”，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六）其他需要注意的合同风险问题。
1、合同尽量不要涂改，涂改是一种合同变更行为，需合同各方进行确认。同时需要对一式几份的合同全部一并更改，否则易产生争议。
2、使用“和”“或”等连接词及“包括”、“包括但不限于”表述时，一定事先明确要达到意图和含义，防止产生争议。
3、合同是否在首页或页眉页脚使用本公司的商标或标示也需要谨慎。合同理解如出现争议，审判人员容易认为是格式条款，从而做出不利的解释。
4、合同前后内容应该有统一的版式，且要插入页码，合同各方签署后各方要盖骑缝章确认或者在合同每页上由各方签章确认，防止合同单方抽换、更改合同内容引起法律纠纷。
总之，合同操作风险的防范，既需要注意整体的顶层框架设计，又需要注意细节的文字表述；既需要合同各方的利益平衡，也需要一方利益的适度倾斜，还要注意合同的严谨性、合法性的要求。笔者仅就合同审查工作中常见以上合同风险进行总结，希望对今后合同的操作风险防范有所帮助。（作者：刘敬利，临商银行法律合规部，金融律师，Emai:13518691771@139.com）

从“再再再审”奇案看再审制度的缺陷

杨涛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最终以该案被告一香港独资房地产公司败诉告终。而该公司并未放弃，仍然要继续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武汉达富公司与该市江夏区金口镇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经贸市场协议，约定经贸市场规划占地22亩，资金全部由达富公司投入，镇政府承办一切施工手续。之后湖北穗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因以前与达富公司有过多次合作，又与之口头协商，约定经贸市场的资金全部由穗丰公司投入，工程盈亏全部由穗丰公司承担，经贸市场建成后，达富公司收取利润的10％。后工程因故停工、亏损，穗丰公司将达富公司告上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要求其“返还借贷本息900余万元”，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达富公司败诉，理由是“合同无效”，达富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维持原判。1999年5月，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次提起抗诉，认为“合同有效”，武汉市中院经再审认定原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达富公司胜诉。但达富公司拿到判决书的第3天，武汉市中院打来电话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2001年3月，武汉市中院“再再审”，达富再次败诉。2001年8月，湖北省检察院提起第二次抗诉，抗诉内容与第一次抗诉内容基本相同，2004年6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再再审”，达富又一次败诉。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中院原副院长柯昌信与庭长高光发，共同收受穗丰公司总经理娄俊贿赂人民币1.5万元，并为该公司在与达富公司资金返还纠纷再审案上谋取利益，2004年3月，柯被判有期徒刑。
我们姑且不谈本案中存在的司法腐败的问题，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经历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本身就堪称世界之奇，这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司法判决要有权威性，判决就不能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就要有终结性、既判力，并且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讲求效率，判决也不能无限制地被重审。因而，在西方国家，民事判决的稳定性极强，再审的提起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提起的主体、理由、时间和次数等等都有明确的限制，以维护判决的权威性。
在我们国家，司法判决基本上是没有既判力可言，终审的判决可以无期限、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的没有终结性，人们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破坏。从这个“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也可见一斑。
首先，提起再审的主体毫无限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提起再审，检察院可以抗诉提起再审，甚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也可以自行提起再审。本案中，第一次再审的判决书墨迹未干，武汉市中院就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程序。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理，如此“再再审”作出的判决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进行再审的主体是作出裁判文书的法院。本案中，终审判决是武汉市中院作出的，可是“再审”与“再再审”居然还是武汉市中院。让再审的法院审查自身的判决，这又一次让我们感到法院是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再审维护公正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法官们的良知，而不是用制度来约束他们，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再次，再审的理由没有什么必要的限制。我们看到，无论是武汉市中院提起的“再再审”，还是湖北省检察院抗诉引发的“再审”与“再再审”的理由，其实都是一审、二审中已经提到的理由，就是“合同是否有效”。对于这么一个法律问题，几次再审就是对这一理由反复颠覆，如果每一个案件都要对法律争议进行再审，恐怕所有的审判都永无宁日，法院的判决最终是一张废纸。
最后，再审也没有次数和时间限制。本案历时6年半，三次再审，再审的一次次被提起，法院的资源白白消耗不说，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败诉的达富公司是如此，胜诉的穗丰公司陪上了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相信也是难以承受。
因而，从这起“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看到，对于我国现行的再审制度进行改造，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理由和时间、次数，构建“有限再审”迫在眉睫。但是，“有限再审”构建却也难以脱离中国现实的土壤和法治语境，在司法经常受到来自行政及其他外来势力的干扰及司法腐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今天，在人们看到程序正义的缺失因而对于司法判决的公正性感到深深疑惧的今天，“有限再审”也无法一枝奇葩，孤立地生存。我们希望在司法改革中，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良知的重塑与“有限再审”等具体制度的构建齐头并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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