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对一起经济纠纷案的法理分析

杨涛 谢健

案情简介：1997年2至3月间，王某与刘某相识后，逐渐发展成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双方商议各自离婚再结婚。1997年8月刘某与前夫离婚，同月王某出资10万元为刘某购买往宅一套，房产所有权人登记为刘某，并由刘一直居住。1998年3至4月，王某又向刘某提供现金5万元和价值3万元的空调，同年4月21日，刘某向王某出具欠条一张，上书：“假如我嫁给别人，我将把购房款10万元、现金5万元、空调款3万元计人民币18万元归还给王某。”事后，双方产生矛盾，王某遂诉至某区法院请求归还上述款项。

王某在诉状中称：他与刘某就这18万元之间的关系是借贷关系，该借贷附了终止条件，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现在刘某要嫁给他人，应当视为所附的终止条件到来，刘某理应归还所欠的款项。在诉讼过程中，王某之妻杨某以此18万元是夫妻共同财产，而王某未经其同意擅自处理侵犯了其财产共有权为由要求参加诉讼，但法院未予准许。

某区法院一审与某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为：刘某出具给王某的欠条违反了第七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根椐第75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当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该欠条不能证明王某与刘某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其次，王某提供给刘某的18万元实质上是赠与行为，因此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与杨某对该判决均不服，在判决生效后向某省检察院申请抗诉。某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未经其妻杨某的同意，侵犯了杨某的夫妻财产共有权，杨某对本案争议的18万元有独立的请求权，法院不准许杨某参加诉讼，违反了第119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因此，某省检察院以终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为由向该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经某省高院的指令，某市中级法院再审认为：王某给付刘某的18万元时正处于双方同居期间，当时王某并未要求刘某出具任何手续，而是事隔一段时间后为了继续保持双方的同居关系，防止刘某另嫁他人，才要求刘出具欠条。事实上双方同居期间，王某并未要求返还，而是双方同居关系一旦结束，王某想要继续同居目的不能达到，又不甘心金钱损失，才诉至法院。由此可见王某给刘某的18万元是特定目的赠与行为，刘已实际接受，该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其次，王某将18万元给刘某是通过购买实物及现金，而购买的实物又转入刘某所有，实际给付的是货币。货币所有权是以货币为标的物成立的所有权，货币的价值，并非基于货币的物质素材本身，而是基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全社会的信赖，因而对于货币的现实占有人，不问其取得原因如何、有无正当权利，而问其货币价值的归属者，尤其是作为交易媒介，货币的所有必须与占有相一致。王某对这18万元系占有人即所有人，其对18万元的处分是有权处分的行为，而杨某并非这18万元的占有人也非所有权人，即使是夫妻共同收入，在王某处保管，由于货币的特殊性质，王某对这18万元有权处分，刘某接受了这18万元就成了这18万元新的所有人，刘某与杨某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另外，王某以借款纠纷向法院起诉，双方当事人是王某与刘某，杨某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因而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无权请求返还这18万元。据此，再审判决维持了原终审判决。

评析：本案历经一审、二审、检察机关抗诉、再审，最终仍以王某败诉、拒绝杨某参加诉讼而告终。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一审、二审法院还是检察院、再审法院都没有理清本案的法律关系，抓住善意取得制度这一核心法律问题，从而导致判决不具法理说服力，不能令人满意。

笔者认为，要正确判明本案，首先要厘定本案中涉及的三个法律关系：

－、王某与刘某之间就这18万元发生的法律关系是赠与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我们认为很明显是赠与关系，这在几次判决中也阐述的很清楚。王某在与刘某同居期间，陆续将这18万元转至刘某名下，其目的是想要刘某保持与其同居，依照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无偿、实践、不要式合同，赠与标的一经交付，合同便依法有效。但在合同生效后，刘某应王某的要求出具了一张欠条，可视为双方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即对该赠与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即如果刘某嫁给别人，其获得的赠与财产返还给王某。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该解除条件显然违反法律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所附条件无效。但合同的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且造成无效的责任显然在王某，王不具有合同的解除权，因此，该赠与合同依法有效。

二、王某与杨某之间关于这18万元的法律关系。首先应该明确，王与杨是夫妻关系，这18万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此笔巨款在民法上性质是共同共有。对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在该财产未分割前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同意。在本案中，王某将18万元赠与刘某，显然未征得杨某的同意，因此王某侵犯了杨某享有的共同共有财产所有权，是一种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杨某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可以向王某追偿，这一点在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中也得以阐述。

三、杨某与刘某关于这18万元之间的法律关系。前面我们已经阐述，王某与刘某之间是赠与关系，王某与杨某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那么杨某与刘某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这关系到杨某能否基于王某的侵权行为主张王与刘的赠与行为无效而向刘某追偿这18万元，这也是本案的关健。我们认为应当运用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来加以分析，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即不知或不应知道）就可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第三人在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第三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第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第三人刘某如果取得这18万元时是善意的，那么就取得所有权，杨某也无权主张刘与王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我们认为刘某取得该财产时应当不是善意的，首先，刘某与王某是非法同居，且王并未与杨解除婚姻关系，从一般常理来讲，刘某应当知道该巨额财产是王某与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足够的相反证据证明。其次，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第三人是无偿取得某项财产，则不论其取得财产时是善意还是恶意，所有人都有权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因此，我们认为，杨某与刘某存在不当之利之债的法律关系，杨某有权要求刘某返还该18万元。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却未运用善意取得制度来深入阐述本案。而法院的再审判决却把对货币的占有等同所有，把货币等同无因证券，从而抹煞了善意取得制度。众所周知，有些证券（如票据）具有无因性，但这种无因性是指该证券的占有人在行使权利时可对抗义务人，而证券的恶意占有人并不能以此对抗原所有人向其主张权利。更何况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不是证券，在民法中性质是种类物，民法将物分为物定物与种类物，主要基于以下法律意义：1、基于客体是物定物与种类物，可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2、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不同；3、意外毁损灭失的法律后果不同。货币本质上仍是物，自然应遵循物权的基本原理，遵循善意取得制度，如果货币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占有人将该货币转让，应看第三人取得时是否善意，如果不是善意，所有人当然有权主张转让行为无效。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杨某是否有权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结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必须以他人之间的诉讼正在受诉法院进行为前提；2、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具有实体的请求权；3、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并以本诉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本案中，杨某是这18万元共同财产的共同所有人，对于王某的侵权行为及刘某的不当得利之债享有独立请求权，有权要求法院对王与刘之间的赠与行为予以撤消，因此，其当然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

最后，有一点我们认为必须补充的是，无论依照社会公德、善意风俗还是立法本意，在婚姻关系中，应依法保护无过错一方，对第三者的不当利益不予支持，以维护正常婚姻关系，这是本案审判时应当考虑的。

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对其赠与刘某的财产无权要求返还，但杨某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参加诉讼，法院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某与刘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如果刘某因该赠与行为的撤消遭受损失，能否要求王某予以赔偿，应视当时具体情况而定，此是后话，不在本诉考虑之列。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34100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38号

　

　　 现公布《基金管理公司开展投资、研究活动防控内幕交易指导意见》，自2012年12月15日起施行。

　　　　　　　　

　　　　　　　　　　　　　　　　　　　　　　　　　　　　　　　　　　　　　　 中国证监会

　　　　　　　　　　　　　　　　　　　　　　　　　　　　　　　　　　 　　 2012年11月15日



基金管理公司开展投资、研究活动防控内幕交易指导意见


第一条 为规范基金管理公司开展投资、研究活动，防控内幕交易，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投资、研究活动，是指基金管理公司为受托管理的投资组合进行投资分析、决策、交易或者向客户提供投资咨询建议的活动，包括参与上市公司调研、路演和研究分析外部研究报告、撰写内部研究报告、召开投研交流会议等活动。
第三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研究活动防控内幕交易情况实施监督管理，检查相关制度制定及实施情况，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指导意见制定相应的自律规则，对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研究活动防控内幕交易情况实行自律管理。
第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遵循守法诚信、审慎自律、责任明晰的原则，针对公司投资、研究活动建立全面的防控内幕交易机制，重点防范公司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和交易等。
第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将防控内幕交易机制纳入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结合基金行业特点和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防控内幕交易制度，规范公司投资、研究活动流程，对公司投资、研究活动中可能接触到的内幕信息进行识别、报告、处理和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定期评价防控内幕交易机制的有效性，并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和管理内幕信息的需要及时调整、完善。
第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明确董事会、经理层、督察长、监察稽核部门和从事投资、研究活动的部门及相关人员在防控内幕交易机制建立、实施方面的职责：
（一）董事会对建立防控内幕交易机制和维持其有效性承担最终责任，经理层对防控内幕交易机制的有效实施承担责任；
（二）从事投资、研究活动的部门承担本部门防控内幕交易机制执行落实的直接责任，从事投资、研究活动的人员（以下简称投研人员）承担对内幕信息的识别、报告等职责，发挥事前甄别与防控作用；
（三）督察长、监察稽核部门协助董事会、经理层建立、实施防控内幕交易机制，并承担防控内幕交易机制的培训、咨询、检查、监督等职责。
第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根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识别标准。对实际工作接触到的未明确信息类型，应当结合内幕信息具有的价格敏感性、未公开性特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识别。
第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内幕信息报告、知情人登记和保密制度。
投研人员对因履行工作职责知悉的内幕信息必须立即向基金管理公司报告，并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在内幕信息公开前承担保密义务，防止内幕信息进一步不当传播和使用。
第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加强对投资、研究活动的规范，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严谨，分析结论客观合理，投资决策独立审慎。
禁止投研人员主动打探内幕信息，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内幕交易活动。
第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与所合作研究机构作出协议约定，要求其提供的研究报告必须合法合规，不得涉及内幕信息。
第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对投资、研究活动的合规审查机制，防止内幕信息通过外部、内部研究报告或者投研交流会议等方式进入公司投资决策或者投资咨询流程。
第十二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对投研人员加强合规教育和业务培训，营造合规经营的制度文化环境。
投研人员应当加强合规学习，准确理解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和内幕交易的含义、特征、危害、法律责任等，牢固树立遵规守法意识，审慎开展投资、研究活动。
第十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结合岗位职责，将防控内幕交易情况纳入相关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并建立违反防控内幕交易机制的责任追究制度。
对涉嫌构成内幕交易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立即制止并及时向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如实报告。
第十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完善投资、研究活动的记录和档案管理制度，对内幕信息的识别、报告、处理、检查、责任追究和合规审查、培训、考核等防控内幕交易制度的实施情况，以及投资决策依据完整留痕。相关资料应当妥善保存，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0年。
基金管理公司年度监察稽核报告应当载明公司防控内幕交易机制的建立及实施情况。
第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指导意见，未能有效建立、实施防控内幕交易机制的，中国证监会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可以暂停受理及审核其基金产品募集申请或者其他业务申请，对负有责任的人员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暂停履行职务等行政监管措施。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相关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中国证监会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指导意见自2012年12月15日起施行。